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第一产业的格局仍然没有改变。农业稳，社会才会安。这也正是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着力解决三农问题的原因所在。

近几年来，农业生产的环境日趋好转，一方面，我国农业连年丰收，另一方面，惠农政策渐渐增多，取消农业税和各类农副业补贴增多等实实在在的惠农政策得以实施，这让农民群体受益颇多。然而，农业产量增收与惠农政策的逐渐增多，并没有解决许多农民心中的困惑——丰收之后，农民阶层的收入却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原因何在？又有什么解决办法？在笔者看来，农民增产不增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破解农民“增产不增收”这一社会问题，也必须从多个角度入手。

其一，疯涨的CPI，提高了家庭农业这种小成本经营产业的成本。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在人口多土地少的地方，每户家庭可能只平均得到三五亩地；在土地稍多的地方，每户家庭可能会有十亩二十亩。但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面对CPI疯涨带来的高成本投入，都会感觉吃不消。201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显示，江苏、安徽、湖北等地小麦的种子价格比去年涨幅超过30％，碳酸氢铵、复合肥等化肥价格涨幅均在20％以上，机耕、机播、机收服务费上涨15％，亩均成本上涨80－90元。对于农业生产这种低利润的行业而言，这样的现实，直接阻碍了增收这一目标的实现。

其二，惠农政策，在更新、落实与监督层面，存在许多问题。拿小麦最低收购价来讲，2006年国家首次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执行预案，借来保护小麦价格。但是，在2010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执行预案就被搁浅了，原因在于，许多地方的小麦的实际价格已经远远高出了保护价。这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农产品的市场保护价，并没有随着CPI和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变化。而不能及时更新的粮食保护价，对于农民而言，已经由此前的保护变成了现在的伤害。此外，种种农业补贴也容易遭遇“雁过拔毛”的命运。因此，惠农政策既要实现与时俱进，还要在落实和监督层面加强监管，确保不让农民的利益受到半点侵害。

其三，单一的农业生产，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农民增产增收的问题。农业本身是小成本经营，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缺少很强的抵御能力。而改变这样的局面，则应该致力于拓宽农民群体的增产增收渠道。一方面，地方政府在保证不侵害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前提下，确保让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有所提高，比如说，征地款、拆迁费要确保合理确保到位；另一方面，基层政府还要努力健全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在此基础上，提高农民及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还要鼓励农民进行多方面的创收，在种植、养殖方面，要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

其四，农民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基本的权利要确保得到尊重。当前，农村之中，实施的社保制度主要有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民合作医疗。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之下，每位农民每月可以享受到来自公共财政的“基础养老金”55元的照顾。虽然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对于我国农民群体生活现状而言这多多少少还是显得像杯水车薪。再拿新农村合作医疗来讲，农民就医的报销比例大约在45%，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的60%和城市职工的75%，更远远落后于公费医疗。这都表明，农民群体的社会权利，并没有得到一个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绝对平等的地位。权利的贫困，也是贫困，这也是农民群体不能实现富裕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中国非常识：农民增收，非农收入是必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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