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国强：不让“娃儿废了”是政府职责

　　“如果我再不回到他身边，我这个娃儿将来就废了。”26岁的魏东伟在义乌某电子厂已经工作了6年，今年回到了老家河南鹿邑。春节刚过，义乌方面承诺把他的工资加到2600元，可魏东伟根本就不为之所动，他铁了心要跟4岁的儿子在一起。“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不能让娃再跟我一样，宁愿少挣点，也要培养好他！”

　　《广州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留守儿童问题是许多农民工不愿意再外出的主要原因。长期与父母分离，缺乏父母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出现了大量的心理问题，并演变成各种社会问题。鹿邑县一名教师告诉记者：“现在初中、高中的学生都是‘打手’，随便给他们两三百元，几十个学生就出来了，让打谁就打谁。”难怪魏东伟说“如果我再不回到他身边，我这个娃儿将来就废了”。

　　全国妇联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万，近三成留守儿童家长外出务工年限在5年以上。留守儿童不能随父母在城市生活、就读，具体原因很多，但关键还是城乡二元格局，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划分成两个人群，权利、待遇的差别被固化、“合法化”， 农民工子女无法进城就读，政府（包括教育部门）也没有像解决其他问题那样为此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或“XX办” 去解决农民工子女就读问题。如果有学校能设法招收一些民工子女就读，那就是“爱心”了；屡见报端的所谓的“新××人”这个名词，也只是道德意义上的提倡，没有刚性约束力，并不能改变农民工权利贫困的现状。

　　魏东伟的选择说明，很多农民工觉得，进城打工的代价太惨重，太不值得。为了孩子成长而不再外出打工，就农民工自身而言，是认识上的一种觉醒，一种进步，也是城市文明影响的结果。但是，经济的发展却承受不起这个觉醒，“民工荒”已经迫使很多企业推掉订单，关停机器。长此以往，企业受不了，GDP受不了。一些企业想出各种办法来吸引农民工，除了提高工资，还给员工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还增设夫妻房、娱乐室等等——这表明，企业主已经意识到，再也不能只是把农民工当作劳动力、当作工作机器来使用了，要满足他们作为“人”的需求。企业此举，虽然是无奈之下的应对之策，但至少表明农民工追求权利平等已经被社会承认和接受。但是，这还不是政府行为，农民工权利还未在制度层面得到充分的体现和保障。虽然通过社保可转移接续、“新农合”等办法提高了对农民的保障水平，但是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权益差距还是很大。魏东伟们用行动告诉我们，二元格局对经济发展的“瓶颈效应”已经结结实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仅是发展经济的需要，改变城乡二元格局，或者解决二元格局下的权益均衡问题，也已经是一个不容拖延、回避的问题了。

　　魏东伟的孩子才四岁，与父母分离时间不太长，或许还没有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魏东伟现在选择留在家里还为时不晚，但是，很多农民工留在家里很可能已经晚了，那些沦为“打手”的农民工子女，靠他们的父母的能力或许很难改变他们——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废了”！这个“废了”的人群中，还有进城打工后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一部分“农二代”。社会——主要是政府——应当为此投入力量，提供救济。这是基本责任所在，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