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时评：“限购令”是否涉嫌歧视并非关键问题

作者：朱达志

      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一轮频度密集、力度空前的调控。当高企的房价遭遇调控的重拳，市场的走势变得扑朔迷离；比起房价本身，调控方式和效果变得更加引人关注：“最严调控”究竟能否让房价回归理性？在打击投资投机是否会误伤百姓改善性需求？房产税收怎么用？央企退出房地产业能不能撼动高房价？调控举措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尽管多数政协委员对“最严调控”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房价的问题持乐观态度，但也有委员认为限购令误伤正常需求涉嫌歧视。王超斌委员称：限制二套房贷打击投资、投机可以理解，但首套房的优惠取消却加大了普通人的购房成本。而“限购令”，则更是在大城市筑起了一道篱笆墙，把许多有正常购房需求的外来人员挡在了外边。以户籍标准为例，有人在北京工作了三四年，但因为拿不出五年的纳税凭证就不能买房，人家给北京作出贡献，不让人家买房没道理。如果有人有两套住房，想把其中一个置换成一个更大的，目前来看，他再买第三套房就会被限制，这种情况就会影响到他正常的改善型需求。

      “限购令”本质上是从源头进行资本管制的一种权宜之计。但是，“限购令”最具杀伤力的对象却不是房地产投机者，而是普罗大众。正如清华大学的李稻葵委员所言，以差别化房地产贷款利率为例，它对不需要贷款的投资者无可奈何，也管不了从其他渠道融资的投资者。但尽管如此，李稻葵委员仍然认为，“限购”是常规调控手段失效的情况下所能采取的最后一剂药，在目前地产价格持续攀高的形势下，“限购”就像给高烧病人的一剂退烧针，有其副作用，却无疑是必需的。

      问题是：不打“退烧针”，房价持续高攀的势头压不下去；但打了，又会误伤甚至只会伤及具有合理居住需求的普通购房者（至于民众合理的投资需要，则更不在话下了）。这明摆着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消极疗法”，且不论此举是否能够真正“止渴”，牺牲普通人正常需求的权宜之计或者说“无奈之举”，真的具备足够的正当性吗？诚然，改革必须付出成本，但这样的成本究竟是要弱者承担还是强者承担——至少由强者承担大头？

      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王超斌等政协委员认为“限购令”打压民众正常需求，有歧视外地人和基层民众之嫌，看来并非全无道理。

      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限购，房价高企不下，普通民众仍然买不起房怎么办？这确实是个现实的问题，无法回避。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法解决，很多人都提出了根本性的解决方案：一是改变土地财政政策，大幅度降低地价；二是政府承担起为无力购房的弱势群体提供福利房的义务，从分流需求上做文章。关于第二点，众所周知目前政府已经在着手解决，几天前，住建部代表国务院保障性安居工程协调小组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签订了2011年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目标责任书。李克强副总理在会上强调，今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1000万套是硬任务，各地要抓紧安排开工，尽早建成投入使用。

      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费用是一笔非常大的数目。虽然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可以拿出一笔钱来，但缺口仍然很大。怎么办？有委员建议：房产税一旦全面铺开，这部分新增的地方财政应该用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上。这当然很好，不过有些一厢情愿。之前收取土地出让金时就曾明确规定，要拿出一定的比例用于住房保障建设，可执行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因此，应该对房产税的属性加以明确，不能把它简单的纳入预算，变成行政支出或是转作他用，而必须用法条规定这部分税收只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

      除此之外，通过资本运作，把部分保障房建设交由国企尤其是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去完成，同时像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发起的公租房基金方案那样，动员社会力量融资建造保障房，这些都不失为可行的办法。政府应进一步广开言路，博采众议，而不能仅仅采取上述副作用很大的行政治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