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平：严惩酒驾只是“硬币的一面”

　　现代社会，政府的公共治理早已告别了传统威慑型方式，在合乎法治原则的轨道上融入对公民权利的更多关怀与照顾，正成为一种优良的行政秉性。这样的行政思维，不仅出于政府取悦纳税人的考虑，更多的来自单纯压制、惩治治理手段本身的局限性。同样，对于正在进入汽车时代的交通治理更是如此。

　　据媒体报道，本周三，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正案草案。草案明显加大了对醉驾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例如对醉酒驾驶机动车辆拟将一律吊销驾照，并在5年之内不得重新取得;对于酒驾，一次扣驾照6个月，第二次酒驾或将吊销驾照，而且处罚金额“至少涨4倍”，即从原来的200元起罚变为1000元起罚。

　　从媒体的不完全披露看，道路交通安全法正面临着一次全面提升行政处罚权的修改，虽然最终还有待立法机关作出决策，但这样的新闻信息早已在网络上被炒得火爆，一些新闻网站在贴出后几个小时，就吸引了数万网民的关注。从各种跟帖声音看，虽然不少车主感到“处罚过重”，但绝大多数网民对此表示欢迎，不少帖子还建议对酒驾者“终身禁驾”，类似严厉惩治酒驾的民意情绪不断滋长。

　　这样的网络反应早在预料之中，自从以官二代、富二代为主体的“飙车族”相继制造出一系列酒后驾车惨剧后，酒驾就引起了社会的激愤声讨，人们对酒驾几乎持“零容忍”态度。有网络调查显示，97%市民支持严惩醉驾飙车，95%称深恶痛绝。正因为如此，前不久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将“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加大了对醉驾、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的刑罚惩治力度。在这么强大的民意基础上，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提高行政处罚力度，自然是“水到渠成”。

　　由于新修订的刑法将于5月1日起施行，在与刑事处罚的衔接上，行政处罚必然应当升格，以弥补国家对违法行为惩治链条上的“裂痕”。由此，当刑法将某种行为的责任后果升格为刑事处罚后，相应的行政处罚体系必然需要作出调整，这种调整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整个国家治理的方式。例如对酒驾而言，伴随着新刑法条款的实施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政府相应的治理行为更加凸显出“严惩”态势。

　　但是，这样的严惩思维，能否在公民心中培育出理性而稳定的“驾车观”呢?能否让车主自觉养成“喝酒不驾车，驾车不喝酒”的行为习惯呢?我以为短期内应当会起到类似的效果，但长期看未必能够塑造一个群体的社会心理。就拿我周遭的朋友来说，仍有不少人对此类处罚规定并不“感冒”。我想一个社会的良好秩序之所以“罚”不出来，一个重要原因是公民对行政执法的“潜规则”太过熟悉:其一，执法只是“一阵风”，一旦“雨过天晴”，执法势必懈怠，处在不严密的执法环境中，公民总有“偷溜”的机会主义心理;其二，执法太过“人情化”，即便遇到了真执法的交警，找找关系疏通一番，就能够“风平浪静”。在这样的执法印象中，严惩最终只会对那些无权无势的公民留下暂时性的“威慑效应”。

　　其实，法治社会的“治”并非天然地与“罚”相连，对于交通秩序的治理，惩罚或许只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公共服务与引导才是第一位的。在频频出现的恶性交通事故之后，作为公共治理方的政府部门是否也应反思:究竟应当如何引导构建一种文明、理性、和谐的马路秩序?政府在这方面提供的服务与文化孵化功能是否到位?如果深究起来，除了必要的监管与惩治，政府部门还可以提供更多、更贴心的公共服务，例如在酒店中张贴一些警示性和告诫性标语，利用各种文化资源培育车主的汽车文明，等等。

　　总之，在秩序失范的特殊时期，及时调试立法治理策略，这是公共治理的重要方法;但从“硬币的另一面”而言，长久性的治理举措，更需要从公民权利的视角，采取标本兼治的多种手段综合施策，以形成良好的秩序生态。（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