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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鹰:不能让违法成为被迫的生存方式

发布时间:2011年04月22日 11:13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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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货车司机必须依靠超载才能维持基本的运营,如果一个地方的路桥通行年费高到广大司机被迫停运,如果司机几个月偷逃的高速公路通行费高到他要几十年才能挣够,这就等于说,违法已经成了一种迫不得已的生存方式。当违法性的生存方式比较普遍地扩散,这个社会就可能正在走向溃败或者说已经面临溃败的风险。是违法者还是法律规范出了问题,抑或兼而有之?看来,主要问题并不在于大量的底层违法者。

  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已经对社会底层造成了严重的挤压,底层民众的生存空间已经极为狭窄,这是各种社会冲突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问题。社会的分配不公,主要还不是分享型不公,而是匮乏型不公,匮乏者越来越匮乏。在这种情况下,法制建设最重要的并不是制裁违法者,而是改革法制,使法制成为劳动者权利的保护墙,至少,法制必须减少从上到下对于底层劳动者的过重挤压。如果大量的底层民众只有违法才能生存,那恰恰说明是法制和法制所保护的经济体系出了问题。过多的人愿意诚实劳动但是没有机会,或者诚实劳动不足以维持最低的个人和家庭生活,国家的法制就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就以高价甚至天价路桥费来说,法理上这只是一个契约合同问题,而不是行政管理问题。路桥建设不管采用BOT或者别的什么模式,最后都是由法人经营者来管理和收费。所以,拖欠和偷逃通行费,本质上是债务问题。既然是合同,双方都应该具有平等的选择权和协商权,动辄用刑事法律或者行政强制手段,就具有国家强迫交易的味道,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契约。如果使用路桥的费用畸高并且强行捆绑在年检等行政强制法律上,那就不仅仅是显失公平,而是近乎于侵吞和掠夺。

  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正是发生在眼下的法律框架中,因此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失衡的利益格局,所以法制需要改革更甚于严格执法。如果法制构架本身就不公平,那么越是严格执法,就越是伤害底层百姓。当我们的经济政策忽视民生的时候,法律的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就应当成为社会公正的校对、平衡装置。立法层面应该具有经济政策失衡的检测功能,重大的经济政策都应该转换成为立法也就是以法案的形式才能实施。当全社会物流总成本已经占到了GDP的21.3%(发达国家平均为10%),当国内城市间的运输费用远远超过横跨大洋国家之间同等数量货物的运输费用,当燃油等垄断价格越来越霸道的时候,显然需要以国家权力的立法机制来加以纠正,而不能放任行政部门所谓自身监管。执法层面上必须全面启动民众的集团诉讼,以诉讼的方式纠正来自政策的强迫交易,以保证最基本的公平。只要是同等情况,一个人诉讼的结果,对没有提起诉讼的其他人就应该自然得到救济。

  当前像货物运输这类广阔而分散劳动的现象非常多,分散劳动因为缺乏组织的力量最容易受到挤压,所以特别需要法律的保护。最低工资制度大体上已经确立,但比最低工资还要重要的是,对分散的劳动应该实施最低保护价制度。除了像粮食棉花这样的基本农产品,还有如屡屡出问题的奶产品、肉产品等农畜牧甚至非农业劳动产品,都应该得到最低收购价保护,因为收购方就是他们的雇主。与其重在监管,不如重在保护,这样才能从源头上减少惨杂(毒)使假。诚实生产得不到保护,就有可能走歪门邪道。在公正保护的基础上再严格监管,不疏不漏地重罚重判,社会冲突的源头才能堵住,法治的预期才会彰显,稳定而和谐的秩序才有望实现。

(王鹰 作者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