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媒体连续报道了几则关于“奢侈消费”的新闻。中国企业家网21日报道说,京城私人会所超4000家,入会费200万,年消费最低限额30万,这些会所汇聚各路名流精英,神秘政要混迹其中。而20日《人民日报》的报道则称,从2004年开始,国家陆续下达了近10个针对高尔夫球场建设的禁令,然而7年过去,各地仍建设了400多家球场。

　　私人会所、高尔夫运动,都属于高档或奢华的消费。当它们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该欣慰于社会发达推高了消费能力,还是该警惕于这些是非难辨的“灰色奢侈消费”搞坏了风气与秩序。说这种话,并非见不得中国消费水平的进步,而是隐约可以感觉到,这些消费显然不会那么“纯粹”,很多时候会成为权力、资本、腐败、奢靡等进行“勾兑”的场所——高尔夫球场能够突破中央多个禁令,从地方官那里拿到批文；消费不菲的私人会所总用“神秘政要混迹其中”,难道不是苗头吗?

　　中国的消费能力的确在大大提高,尤其在奢侈品领域,更是势头猛劲。就在十天前,世界奢侈品协会发布了2011最新报告,称中国内地去年的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已经达到107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1/4。预计中国将在2012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有经济学者很乐观,觉得这是中国经济稳健发展的标志之一,但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奢侈品消费本身固然没有“原罪”,但应该做出区分的是,哪些消费是“阳光”的,哪些消费是“灰色”的,甚至哪些消费干脆就是“黑色”的,只有“奢侈”没有“品”。不区分这一点,乐观就显得盲目得很。

　　说“灰色奢侈消费”会成为陷阱,包含几个层面的指向,一是拉高了“无底洞”的三公消费,俗话说欲壑难填,公务消费在攀比中奢侈程度更是“没有最奢侈,只有更奢侈”,私人会所搞公务消费、高尔夫球场上搞公务交流,有多少要转嫁到纳税人头上很难算清。二是这种消费模式常常把奢侈品消费搞成了“载体”,附着在其上面的,经常是见不得阳光的利益勾兑,而这些“勾兑”正是搞乱中国经济、政治秩序的罪魁祸首。当然,它还有第三个“陷阱”,就是容易在贫富悬殊的日子里,制造社会对立,刺激社会神经,引发普通民众的不满。

　　应该看到,社会的“仇富”情绪并不像渲染的那么强烈,更强烈的实际上是“仇贪”“仇腐”“仇奢”。私人会所、高尔夫球场,如果是纯净的消费、阳光的消费、纯粹市场的消费,民众可以不管不问,啥也不“仇”；但如果消费方式、内容、外延处处都充满了暧昧,毫无疑问就成为矛盾的焦点所在。而问题的要害在于,在这些领域所谓“监管”恰恰是空位的,没有人去过问这些奢侈消费的“颜色”,各种纠葛“搅和”到一起。

　　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是很“发达”,但有多少是财政作出的贡献?又有多少是以变异的方式用公共利益透支作为代价的?这不该成为糊涂账,否则别说舆论有意见,就是对那些正常的、经得起检验的商务消费也是不公平的。中国到底可以有多少个私人会所?京城四千家多不多?中国到底可以有多少个高尔夫球场?新增400家多不多?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到底有多少合适?这个世界奢侈品消费第一当不当得起?在接受透明化全身体检之前,这些问题都是无法作答的。中国能不能有真正的高品质的精英消费,取决于能否走出“灰色奢侈消费”的陷阱漩涡；不早早从漩涡中走出来,引导社会奢侈品消费走上正途,注定是一种奢望。(普沙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