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国土资源部、监察部召开2010年度土地矿产卫片执法检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通报处理了有关地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责任人员，并给予44名地方政府负责人、29名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负责人纪律处分。(7月8日《新京报》)

　　“首次土地问责”向公众传递出了一个信号，问责是动真格的，不再是“逗你玩”。

　　不过，仔细审视，这次问责也有诸多遗憾之处。

　　其一，就问责对象而言，涉及的地方官员大都是三、四线的城市，没有京、沪、广等一线城市的官员，也没有出现省会城市。

　　其二，就问责程度而言，根据《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被问责的县级以上政府主要负责人将受到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直至撤职的处分。而这次问责的结果最重的处罚为降级处分，大部分则为记过、记大过、警告等处分，还没有出现撤职或开除的处分。显然，这有点“罚酒三杯”的意味。

　　这种问责震慑作用有限，不仅违规事件中的当事人对处罚结果很“满意”，其他盯着问责结果的地方政府恐怕也会松一口气。在当前地方经济发展对土地供应饥渴的背景下，这种问责难以收到当头一棒的效果，不能不说这是“首次土地问责”留下的遗憾。

　　违法违规滥占乱用耕地等现象的背后，是一条依附在土地之上的各种利益链条，即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对GDP政绩的过度崇拜。然而在利益与风险之间，如何让违法违规滥占乱用耕地的风险成本，远远大于依附在土地之上的利益？这才是土地问责的根本意义所在。

　　因此，我们更愿意把“首次土地问责”视为开始，接下来最需要做的是将土地问责真正纳入制度化流程，通过明确考核来确立问责对象，让整个问责过程满足程序正义的要求，并且积极与司法问责进行接轨，谁有责就问谁的责，不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也不是“罚酒三杯”。只有这样，土地问责才会真正“问”出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