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王府井地铁口卖艺行乞的前世界大运会体操冠军张尚武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人物。

　　受伤退役，偷窃入狱，卖艺行乞，构成了张尚武个人经历的主线。新闻中，对于张尚武的境况，张尚武的家人、队友、教练以及公众，看法并不一致。一种观点认为家境不佳的张尚武，性格悲观，自我放弃铸就自身的沉沦，另有人说举国体制对退役运动员的教育和安置滞后，造成了从冠军到乞者的坠落。

　　无论是哪派观点，回到话题的根源，其实都集中在“前世界冠军”和“行乞”这样两个词的组合之上。张尚武之所以引人关注，也在于这种组合强烈地刺激了我们对“世界冠军”和“乞讨者”这两类人的日常感受。我们已经拥有不少世界冠军，也不会对路边一个卖艺乞讨者感到格外惊讶，但两者加之于同一个人身上，就成为了刺眼的新闻点，造成了冲击和撕扯。

　　对于体育发展和运动员培养上的举国体制，社会已经有所反思，但在张尚武这样的事例上，社会的看法却常常是矛盾的。我们既不能接受一个体育冠军因为冠军的头衔获得一切超于正常的奖励和发展机会，实际也不能接受一个曾经的冠军沦落社会底层，乞讨求助。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在社会的视野里，已经习惯于都把他们当作“另一种人”，应该拥有不同于正常社会际遇的人。

　　就我们日常获得的经验而言，世界冠军从来都是一个光耀的身份，这种光耀不仅在赛场上，也体现在场下随之而来的社会生活中。国家的体育训练体制和奖励制度，将这种“体育人”和“社会人”作出了明显的区分，从而形成一种个人特殊发展道路和环境。在道路和环境的特殊之处在于，成绩和奖牌昭示了一切可能，比如就读于名牌大学，丰厚的物质奖励，以及成为各种成功学的范例，与此同时，如果一个世界冠军走向落魄，走向卖艺乞讨就成为意外，形成冲击，成为新闻中所讲的“体制的弃儿”。在我们的意识里，体制不应当放弃一个世界冠军，不应当让他走向人生歧路，也不应当让他存在生存技能缺乏的问题，更不能让他依靠卖艺乞讨生活。

　　这就是当下“体育人”和“社会人”的差别。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不会对一个普通的社会青年，哪怕是一个曾经成功的青年因为自我沉沦和放弃，走上行乞之路感到特别的意外，却对一个世界冠军的靠奖牌和倒立乞讨不可接受。原因就在于，我们都把张尚武当一个彻头彻尾的“体育人”看待，而没有把他放进我们日常真实的社会中，放进“社会人”各种起起伏伏的人生境遇中。

　　实际上，与其说张尚武的境遇让人慨叹世界冠军的落魄，不如说他的人生，冲击了当下“体育人”与“社会人”之间的差别，以及由这种差别形成的社会观念上的惯性和固化。

(李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