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石川

      综合温州市政府相关部门信息，到25日中午13时，“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已造成38人遇难。（7月25日新华社）

      这是一次笨拙甚至很拙劣的危机“公关”，这也是一场缺乏人文元素、人道主义精神的事故善后：

      从掩盖车体残骸，到“生命奇迹”；从被传铁道部门领导领导在五星级豪华酒店用膳，到反复使用安路生；从铁道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先是大肆表功，比如一味称铁道部救援如何如何及时到位，到回答记者提问时甚至面带微笑；从死亡人数被质疑，到具体的失踪人数是个谜；从善后事故尚未完毕就急匆匆恢复通车，到急咻咻把责任归咎为客观原因……铁道部的每一个动作备受质疑。

      民众的质疑源自铁路部门的苍白辩解。比如所谓的“掩盖车体残骸是为了抢险”，试问，究竟是为了抢险还是为了掩盖真相？再比如，4岁女童项玮伊获救被称为“生命的奇迹”，试问，当铁路部门宣布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之后仍有生命出现，当初宣布救援行动匆忙结束，是不是太草率，是否已经涉嫌草菅人命？还比如，在高铁事故频发的现实语境中，仍然妄言“中国高铁的技术是先进的、合格的……”是不是很轻佻、很无良？

      民众的质疑来自铁路部门的傲慢与麻木。不少网友透露，在抢险、善后的重要时刻，铁路部门相关领导在温州豪华酒店香格里拉用膳，这是不是典型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虽被免职，但调任上海铁路局局长的铁道部总调度长安路生，之前就曾经担任上海铁路局局长，2006年，此人从武汉铁路局被调入铁道部任总调度长，后因2008年发生胶济铁路4·28重大事故，于“5·12”汶川大地震后任成都铁路局局长。难道铁道部没人了，翻来覆去，就一个安路生可以胜任上海铁路局局长？

      国务院新闻办曾把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引导策略，概括为“四讲”，即：尽早讲，政府要尽快抢占信息发布制高点，第一时间表明对事件的态度及应对措施；持续讲，向公众不断披露事件进展情况；准确讲，发布信息真实全面，争取公众的认可；反复讲，采取各种方式对公众进行答疑解惑。面对这次特重大事故，铁路部门更应该坚持“四讲”，当然，铁道部发言人也接受记者采访了，也召开记者发布会了，但是回答问题很躲闪，不够真诚；仅面向少数的中央媒体开放，引发了不少地方媒体强烈抗议。这显然无法取信于民。

      最吊诡的是，面对质疑，铁道部相关人员心态颇好，举重若轻，仿佛如此惨烈的事故只是一场无关痛痒的轻微事件。这种无情与无耻，究竟来自哪里？

      一方面固然是本能自保。出事了，为了减轻责任，铁路部门的本能反应必然是闪挪腾跃，最大程度地降低自身责任。要降低责任，就必然找几个替罪羊，就必然毁“尸”灭迹，比如清理现场。

      另一方面则与垄断体制有关。铁路部门一向以铁老大自居。铁老大之铁、之老大，名不虚传。据报道，前几年，国务院推行大部制改革时，铁道部并没有并入交通运输部，原因据说是按照目前政府的职能难以定位，只有在铁道部政府职能转变后，才可能合理调配整合，并入交通运输部。对此，有政协委员颇有微词：“改革滞后，倒成了拒绝进一步改革的借口！”在2008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透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获悉国务院要进行机构改革后，“从去年下半年，铁道部就到处做工作”，列举种种理由，以具有特殊性要求保留铁道部。李君如透露，最后还是今年的雪灾保住了铁道部。(见2008年3月13日《成都商报》)与其说“雪灾保住了铁道部”，不如说铁道部恃权自重、恃体制自重、恃地位自重，抗拒改革。

      再以铁路部门清理现场为例，同样折射出垄断体制之恶。遍观世界惯例，事故发生后保留现场是必须之举，而铁道部忙不迭地破坏现场，即便为通车考量，也应该由司法部门认定后才能破坏，而铁路部门却自说自话，自己调查，自己发布伤亡人数，自己公布事故情况，真是岂可怪也欤？！诚如网友所称，“每次事故，检察院本应最先介入，固定证据，以调查是否有渎职犯罪”，检察部门为何不介入？这就涉及了铁道部的体制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王国”，铁道部有自己的公检法体系，尽管民怨沸腾，但铁路剥离公检法系统的改革，一直雷声大雨点小。在这种情况下，即便铁路公检法介入，仍难以令人信服。

      日前，人民日报刊文《铁路改革不妨从高铁开始》称，“无论是对故障原因的讳莫如深，还是对列车应急服务的准备不足，抑或是对事后赔偿的断然拒绝，都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是长期缺乏市场竞争下“铁老大”养成的痼疾。”铁路部门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不改革，恐将导致类似事故频现，不改革，铁路部门就改不了垄断傲慢，不改革，积弊何以隐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