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这个时候，一些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因不愿承受高房价、高物价的压力和工作压力而“逃离了北上广”，转而到二三线城市工作。一年以后，其中不少人又从二三线城市“逃回北上广”。他们仍然带着些许无奈，甚或有一丝隐隐的痛楚，但更多的是对梦想的坚持，对未来生活的更加清醒的期待。

　　当初“逃离北上广”，以为到二三线城市工作，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减轻了，环境和心境会变得轻松自如。然而，这些年轻人很快发现，二三线城市虽然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小，环境和心境却并不轻松，无论是上班在职场上打拼，还是自己创业做小本生意，很多都需要“拼爹”、拼关系，否则就可能处处碰壁，寸步难行。对这些年轻人而言，此前在大城市工作中培养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经验，现在拿到二三线城市根本不顶用，入乡随俗搞吃吃喝喝、送礼打点那一套，自己又严重“水土不服”，在“无规则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

　　只有失去之后才更懂得珍惜，这些年轻人不禁回想起大城市的种种好处：虽然大城市也有不公平，有潜规则，有不正当交易，但大城市服务业比中小城市发达，白领的就业或创业空间更大；市场发育比较成熟，人气聚集带动财气旺盛；游戏规则相对明确，竞争环境相对规范，就业和创业一般不需要找熟人、走后门，不必把大量时间精力浪费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上，不用整天担心被“官二代”、“富二代”凭借权势抢了自己的利益和机会。权衡之下，这些年轻人看得越来越清楚，自己很难适应二三线城市的社会文化环境，与其在这里夹着尾巴夹缝中求生存，不如回到大城市去凭本事奋力搏击，尽管两种选择都不轻松，但后者比前者更适合自己，也更有价值和希望。

　　这些先“逃离”然后又“逃回”的年轻人，大多受过大学本科或研究生教育，老家一般在农村或中小城市，在当地没有什么势力或背景。毕业之后，如果回到老家所在的中小城市工作，他们既不是那些“官二代”、“富二代”的对手，大约也不会甘心给“官二代”打杂、给“富二代”打工，为避免这种尴尬，他们乃选择在大城市工作。如今，他们从“北上广”来到二三线城市（一部分人是回到老家所在的城市），他们遭遇的尴尬情境，与他们毕业后如果回老家可能遭遇的情境其实是相同的。既然当初为避免尴尬而选择在大城市工作，那么，对于今天在二三线城市（回老家）遭遇的尴尬，他们应该是有所预料的。或许正因为有所预料，当发现自己实在无法认同和适应这种尴尬，他们就果断决定“逃回北上广”，对二三线城市（老家）不再有什么留恋。

　　这些年轻人“逃离”又“逃回”一线大城市，其间在二三线城市遭遇了难言的尴尬，对于一线大城市和二三线城市在服务业发展水平、市场发育水平、就业创业环境、法治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上的差异，无疑有着深切的体会。相较之下，那些长期在大城市生活和工作、对中小城市不大了解的人，以及那些长期在中小城市生活和工作、对大城市不大了解的人，对于上述差异则缺乏足够了解。特别是一些长期在中小城市生活工作的人，很容易以中小城市之“心”度大城市之“腹”，不但以为大城市也是处处都要“拼爹”、拼关系，而且相信一个人如果在大城市发达了，对他老家的父母兄弟、亲朋好友也能有所荫庇。

　　笔者听人讲过一件真事：西部某省去年选出一个副省长，他的弟弟前几年从北京某大学毕业，在北京一家都市报当记者，结果副省长农村老家的人纷纷传言，说他的这个副省长，完全是他那个在北京当记者的弟弟帮他“跑”来的。这个说法传到省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深信不疑，以为副省长的弟弟在北京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其实，这位副省长的弟弟不过是一个普通记者，怎么可能在北京替他哥哥“跑”来一个副省长呢？反倒是这个弟弟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哥哥当时已是省政府某部门的一把手，让他回省城去发展，说多少可以关照他。但弟弟很喜欢自己的新闻专业，觉得北京最适合自己发展，坚持留了下来——而且他是通过考试进入报社当记者，没有让他哥哥通过“北京的朋友”予以关照。用他的话说，北京又不是小地方，像找工作这种事，按正常渠道办就OK，用不着托人“关照”……

　　年轻人从二三线城市“逃回北上广”，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更是一个沉重而迫切的警示。“北上广”等一线大城市吸纳年轻人就业创业的空间终究有限，二三线城市和地方基层亟须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水平，完善社会文化环境和法治环境，为更多年轻人搭建就业创业的舞台，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新鲜的血液和动力。

（于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