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通过的《珠海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在机动车道上兜售、乞讨或者发送物品，以及机动车驾驶人向在机动车道上乞讨的行人予以施舍均被禁止，《条例》生效后，无论是行乞者还是驾驶员都将面临交警警告或50元罚款。（《广州日报》7月27日）

　　毫无疑问，街头行乞尤其是在机动车道上乞讨，不仅影响城市观瞻，还构成交通安全隐患。所以，禁止在机动车道上行乞，无可非议。不能否认，与很多城市劝导市民拒绝向马路行乞者施舍的做法相比，珠海的“施舍罚款”显然更直接更有效。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施舍是道义行为，在不适当的地方进行施舍，充其量是一种“不当施舍”，对此立法禁止且以罚代管，在法理依据上值得商榷。

　　是否对行乞者予以施舍、何时何地予以施舍、以什么方式予以施舍，这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出于对公共安全的考量，劝阻公民不要在机动车道上施舍，只要不带有行政强制性，都是可行和可取的，因为这有助于推动公民权利的理性实施；但以立法的形式、以罚款的方式，对此加以“禁止”，在笔者看来，至少是不恰当的，有公权力过度介入道义领域、干预公民权利的嫌疑。

　　立法禁止不是万能钥匙，以罚代管本身就带有懒政色彩。事实上，对在机动车道上进行施舍的危害性，多数人都拥有朴素直观的认识，施舍者越来越少，即便有少数施舍也多是出于无奈，“是为了快点支开他们”。在这种背景下，倡导性的劝阻足以起到提醒的作用，接下来就需要各项城市管理职能发挥效力。不在管理上多做文章下工夫，反而将手伸向了施舍的市民，祭起了罚款的利器，这不是懒政是什么？交警有开罚单的时间和精力，能劝阻和制止多少不良乞讨行为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对于弱者的同情和容忍程度，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论“对施舍罚款”是出于怎样的良好初衷，但从长远来看，直接影响着社会道义环境的成熟和成长——在法令和罚款的“威慑”下，“不施舍”很容易从局面蔓延向整体，导致社会基于道德层面自发形成的互助体系渐渐坍塌。

　　这不是什么杞人忧天。终归，道义的归道义，法律的归法律，法律制度对于道义领域辐射太深，其结果就是以冰冷的秩序伦理蚕食和取代人文道义伦理，实际上构成了对公共爱心的亵渎和伤害。

　　秩序与道义原本可以并行不悖。秩序的出现，取决于公共管理的智慧和努力，而不是以伤害道义作为代价。连施舍都要罚款的管理是生硬的，其实比没有恻隐之心的人更冷漠无情。这样的秩序并不是我们所需要和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