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社会建设的重点在哪

　　讲话精彩语录

　　“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公众关切：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矛盾愈益凸显。在经济发展起来以后，社会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社会诉求越来越多。不同的社会群体民主意识也比10年前、20年前更强。这就使得社会建设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应对挑战，推进社会建设的重点在哪?

　　将以保障与改善民生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建设提到国家战略高度，摆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通过加强与改进社会管理来维护经济改革的成果，在延续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再实现中国式的社会发展奇迹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我们在为过去的辉煌成就而自豪的同时，不能忘记当代中国经历了30年的经济转型也正在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变革，各种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日益尖锐化。因此，必须将以保障与改善民生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建设提到国家战略高度，摆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通过加强与改进社会管理来维护经济改革的成果，在延续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再实现中国式的社会发展奇迹。

　　民生，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回顾中国近30年来的历程，民生维艰构成了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力，民生改善是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之一，而民生全面升级又构成了现阶段的最大挑战。一方面，中低收入群体与普通工薪阶层、农民仍然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主体，其中需要救助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0%-12%，一些困难群体的生存境况还在温饱线上波动，他们既面临着诸多生活后顾之忧，又渴望着合理分享到国家发展成果;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进入小康生活甚至富裕阶段，他们的民生诉求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温饱追求，而是在发展进程中不断升级。

　　尽管经济建设可以为保障与改善民生奠定日益丰厚的物质基础，但保障与改善民生却并非是经济增长自动解决的问题，它必须纳入社会建设并通过相应的社会政策来加以解决。为此，迫切需要将民生提高到治国理政的核心位置，将保障与改善民生视为国家发展与各级政府的核心使命，并建立相应的考核体系加以约束，以切实扭转片面追求GDP增长的传统政绩观。

是时候切实解决社会矛盾了

　　进入本世纪以来，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管治压力和维稳成本急剧攀升，迫切需要加强社会建设和改进社会管理。造成当前社会矛盾凸显的原因异常复杂，但主要的不外乎是利益失衡、管治失当、预期不定、信仰迷失。

　　一是财富分配的不公与失范，使不同群体之间收益的非正常差距持续拉大，利益失衡构成了当前的深刻社会根源。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扩大到3.3比1，体制内外劳动者收入差距以倍数计，有产者与无产者所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差距更是无法计量。特别是贪污腐败、权力寻租、官商勾结、灰色致富等现象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损害了社会公正和百姓利益，激起许多人的不满。

　　二是管治失范是当前社会矛盾的催化剂。包括：由于执法不严导致法制与道德底线在一些地方和领域被突破，许多群体事件与极端案例都是以强凌弱、以利损义、以私废公的结果;由于官僚主义导致一些本应在基层解决的问题久拖不决，最后一发不可收拾;由于不当行政致使矛盾扩大化。如一些地方在拆迁、征地、城管等方面存在不当行政或暴力执法甚至酿成流血冲突与群体事件。

　　三是预期不定直接放大了当前的社会矛盾。如社保体系不健全、就业质量不高、户籍迁徙及相关权益不明确、单位归属感和家庭保障功能弱化等，使得人们对未来缺乏足够的安全感，从而放大社会矛盾。

　　四是信仰迷失亦造成了唯利是图、追求暴富的不良氛围，同时并存的则是社会责任、公益责任缺失。因此，推进社会建设需要客观正视上述问题与矛盾，并根据其成因采取相应的措施。

　　凝聚追求和谐的社会共识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就，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保证了转型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稳定。但毋庸讳言，进入本世纪以来社会群体事件与极端个案的接连发生，如瓮安事件、陇南事件、石首事件、重庆“彭水诗案”等一系列事件，对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揭示了社会不稳定现象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没有社会稳定，不可能有民心安定，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经济增长与正常的社会秩序，社会和谐将成一纸空文。因此，社会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社会稳定是国家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的保障性条件。只有真正形成追求和谐、维护稳定的广泛社会共识，才能摒弃以“维稳”压“维权”和以“维权”冲“维稳”的不当取向，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建设的目标。

　　给公众一个稳定的安全预期

　　当前一些社会问题的恶化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化，除了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一些突出民生问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相关制度欠公正、不健全和缺乏稳定安全预期所带来的不安、焦虑所放大的。因此，尽快完善相关政策，强化相关制度保障，制度保障与安全预期将是安定民心、提升信心、促进和谐的法宝。

　　在现阶段，特别需要进一步完善促进就业政策并保障就业质量不断提升，尽快实现基本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制度全覆盖并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建立长久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并明确目标与政策步骤，同时不失时机地发展保障性住房与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福利事业，加快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对于近期内解决不了的问题，也要有明确的目标、方向与思路以及渐进的措施，这既是对人民的承诺，也是对政府的约束。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针对民生保障的相关制度安排若长期试而不定，总是处于不断调整中，不仅会损害制度的严肃性与可靠性，而且亦会因地方的“过度创新”而造成制度碎片化，留下不良的后遗症。在社会保障等领域中，当前深化改革的困难大多与20世纪80-90年代年放任各地“创新”直接相关，国家与人民付出的代价非常高昂。因此，建议在“十二五”期间努力推进与民生相关的制度体系尤其是基本制度安排走向定型。为此，重大制度安排不宜放任各地自行“摸着石头过河”，而是需要进一步强化中央政府的制度设计责任，尽可能步入法制化轨道。

　　多管齐下，创新社会管理

　　当前社会矛盾显性化与管治压力、维稳成本不断攀升的情形表明：社会建设不同于经济建设，继续简单地延用传统的管治社会方式已经难以奏效，必须多管齐下，创新社会管理机制。

　　一是执政党需要强化掌控全局、维护稳定的政治责任，把对社会管理的重视程度提升到与经济发展并重的位置，同时将和谐发展、公平正义、共享成果提升为全党共识，在社会管理中促进立法、行政与司法协同，并进行相应顶层设计。

　　二是创新政府服务机制。包括在中央与省级推进大部门制，减少因部门冲突与利益博弈而衍生和恶化社会问题的现象;在乡镇、街道改条条分割为块块集中，铲除基层官僚化土壤;同时采取公助民办、购买服务等方式带动公众参与社会建设，并打造阳光政府，切实奉行政务公开，重点加快预算公开与政策公开等。

　　三是切实强化司法权威。包括推进严格执法和司法问责制，让司法系统真正担负起惩恶扬善、矫正失范的职责;强化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既要胜败皆服的“宋鱼水”式法官，更要依法办案、敢于得罪原告、被告的典范，还有必要大力推行案例示范制，为各级司法人员提供标尺，用司法手段防止特殊利益集团侵害公众利益。

　　四是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与宗教团体的独特功能，发展社会组织，推动社会有序治理。如推进基层工会组织民主化进程，让基层工会成为一线劳动者拥护的组织，推进新型劳资关系，将改善劳资关系并营造劳资共赢的格局。

　　五是强化舆论的社会责任，在充分发挥互联网等新媒体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有必要明确要求其承担社会责任，实行严格自律。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更多精彩观点

　　为何要强调“坚持工作重心”下移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周少来：“重心下移”是民生建设与共同富裕最基本的一种平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意味着教育、卫生、社保等服务要向城市中低收入者、向农村、向中西部、向老人、妇女儿童等薄弱环节倾斜。

　　“重心下移”，也是克服社会福利不均衡、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近年中国处于发展关键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在不发达地区及与老百姓生活相关密切的领域应更促进公平。胡锦涛在讲话中专门提及“保障性住房”，更见“平衡”深意，眼下民众的意见和问题，与其本身的生活状况密切相关，其中“住有所居”最为万众瞩目。

　　为何重申“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

　　经济学家 华生：胡锦涛重申“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是对当下贫富差距扩大、舆论反应强烈这一现实的回应，非常必要。近年来中国财政实力雄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亦成为现实，重申“共富”正当其时。同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自己崇高理想的庄严承诺。

　　共同富裕既是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也是一个贯穿改革开放始终的基本原则，更是一个不断实现的动态过程。全体共产党人应该斩钉截铁地实现这个承诺。

　　“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有何深意

　　武汉大学青年学者 黄稼辉：把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是党和政府最大的民生，也是最大的发展，更是人民群众的福音。

　　以为，民生是最大政治，民生一头连着百姓的锅碗瓢盆，一头连着国家的繁荣富强。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就业，也就解决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保障，更是改善了民生。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关系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那么在促进民生发展过程中，就要把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这是顺了人民群众生活的新期待，更是顺应发展潮流，是积极稳妥地发展就业，促进发展，更是解决民生，让人民群众享受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