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24日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与现行法律相比，草案增加了一条规定：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可以强制其到庭，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8月24日中新网）

    这一条规定表明，法律不再强求“大义灭亲”。于是乎，来自社会各界的评论呼啸而出，不少人对“大义灭亲”的价值理念进行了抨击，认为不符合我国“亲亲相隐”的道德传统，是背离人性的。也有人反对取消大义灭亲，认为个人的私利还是要为社会共同利益（大义）让步的。其实，大多数评论都混淆了“强求大义灭亲”和“大义灭亲”的概念。

    1979年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沿用了“大义灭亲”式的法治理念。刑诉法48条更是规定：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义务作证。由此规定公民有绝对作证的义务，其中就包括疑犯的家属，倘若选择沉默，不对亲人检举、揭发，自己也可能要遭遇牢狱之灾。显然，这种“强求大义灭亲”有悖于伦理人情。

    基于此，一直以来，“强求大义灭亲”也成了争论的焦点。如今，刑事诉讼法修正不再“强求大义灭亲”是对之前法律的一种修正，让法律回归人性。

    但是，法律规定不再“强求大义灭亲”并非就是对“大义灭亲”一棒子打死，从此摈弃之。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在案件审理中可以拒绝作证，其意是“可以拒绝”，但非“一定拒绝”。因此，“大义灭亲”仍然可以提倡，简单地说，“大义灭亲”今后不再是义务，但依然是一种权利。

    其实，提倡“大义灭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碏为帮助刚即位的卫桓公，设计除掉了庄公之子州吁，以及和州吁一起为非作歹的儿子石厚。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而且，事实上，“大义灭亲”不仅仅让一些违法犯罪的人免于规避法律的惩罚，令正义之剑发挥其最大威力；也令一些人悬崖勒马、改邪归正。这也是为什么一直以来“大义灭亲”成为一个褒义词的根本原因。

    因此，笔者认为，法律规定不再“强求大义灭亲”，这确实是值得期待的，但同时，也不反对“大义灭亲”，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需提倡“大义灭亲”，如此这般，法律才能更加充满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