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坊（深圳 财经评论员）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近日表示，世行将借助自己的经验，帮助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社科院郑秉文认为，“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是中国仍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的‘陷阱’密布期。这些大大小小陷阱，集中构成了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的‘阶段性新特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国式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人民日报》9月22日）

    世界银行一份报告指出，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后，或因为外部冲击，或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持续增长动力不足，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008年，中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这几年来，我们身临其境地体味到了社会的急剧变化：比如贫富差距的拉大，中小企业的发展困境，以及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等等。

    我认为，公平才是跨跃“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桥梁。以拉美地区为例，上世纪80年代初，拉美国家人均GDP就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而到2009年，依然在3500至6000美元的水平上徘徊。许多学者将此归因于拉美国家的战略失误、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等。但在我看来，根源其实在于不公平。拉美国家在实现经济的初步起飞以后，并没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大政府、小市场的状态一直都没有改变，这使得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始终伴随着社会财富占有的不断集中，权力寻租、裙带资本主义令这些国家在通往增长的道路上，却没有发展。

    公平和经济发展，两者不是孤立的关系，甚至，公平在解释发展过程和制定政策方面都居于中心地位，200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指出，“从长期看，增加公平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根本”。资产分布越公平的社会，有利可图的项目就可顺利获得资金。也正因此，社会越公平，投资额将越多，社会增长得也越快。

    这方面的例子有许多。墨西哥占商业贷款的20%被贷给了关联利益群体，并且，这种贷款获得了更优惠的条件，年利率比商业贷款低4%。关联贷款的违约比例超过33%，还款率比非关联贷款低30%。在印度尼西亚，市场把大量金融资本提供给了政治关联人士，这表明，是政治而不是经济决定了金融资源的可获取性和经济效益。种种的不公平，是这些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无法自拔的根本原因。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往往是一种“不平等陷阱”。在日益加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下，社会冲突和矛盾加剧，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却逐年下降，内需被严重制约，这才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