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松民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将于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为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应该说，在目前情况下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命题是非常及时的。而在我看来，实现文化大繁荣的关键一步，就在于能不能首先重建文化自信。因为没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即便“发展”和“繁荣”，也只能是商业文化、封建文化等，而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文化”。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自信经历了一个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过程。

　　在清王朝的所谓“康乾盛世”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开始一路下滑，同时健康的核心价值观也开始一路下滑，嘉庆时就有“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的说法，鸦片战争爆发时，清王朝在政治、军事方面都极度腐朽。核心价值观的衰落导致了腐败，腐败导致了失败，失败导致了文化自信的丧失。

　　但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具有痛定思痛，绝处逢生的能力。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也在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过程中获得了充分的文化自信，毛泽东充满自信的声音“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所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无疑代表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心声。

　　中国文化自信的再次失落，应该说始于80年代。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了，发生一些曲折，这一点毋庸讳言；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国内外客观环境的限制，不得不选择了一条“高积累、低消费”的道路来实现工业化。

　　如此一来，在80年代初打开国门后，从精英阶层到平民百姓，无不惊讶于西方丰裕的物质消费水平，由于不能客观地认识这种差距产生的原因，许多人进而开始怀疑中国选择的道路是不是正确，甚至产生了失败主义情绪，发展到后来就变成了全盘自我否定，到上个世纪90年代，文化自信更是降到了谷底。一时间，谁把经济从公有、计划搞成私有化、市场化，谁就是改革家，谁在娱乐消费方式上突破大一点，谁就是勇于开拓，敢于开放。结果被解放出来都是私欲、物欲文化，个人主义、情爱、情欲至上，一时间，大众文化中除了情爱、低俗，就没有什么内容了。而宣扬道德奉献反倒被认为是虚伪的，反而遭到人们的嘲笑。原始的私欲、物欲、情欲文化成了新思维、新观念，甚至在事实上成了一种主流文化。

　　那么，如何才能重建我们的文化自信呢？今年年初，《红旗文稿》上发表了署名“云杉”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一文，其中关于如何重建文化自信的问题，云杉先生在文章中提出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等三大路径，可谓高屋建瓴、气势如虹，的确，文化自信的重建，必须建立这样一种大格局的基础之上，才可能是稳固的。

　　以笔者的理解，云杉提出的重建文化自信的三大路径，其分量是不完全相同的。其中“不忘本来”应该是基础当中的基础，因为它回答了“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又将去向何方？”等至关重要的问题，只有解决了“本来”，才能谈得上正确地“吸收外来”，正确地“着眼将来”等问题。

　　在如何“不忘本来”的问题上，民间学者也有很多思考，比如著名的文化学者甘阳先生，就曾经提出过“通三统”的主张，他认为，在当代中国，存在三种文化传统，“一个是改革开放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基本上是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包括很多为我们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和权利等等。另外一个传统则是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平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表现得非常强劲”，“最后，当然就是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甘阳认为，未来“必然要同时承认上述三种传统各自的正当性，并逐渐形成三种传统相互制约而又相互补充的格局”，即“通三统”。

　　在笔者看来，重建中国的文化自信，最关键的一环是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垄断，因为如果我们始终把西方作为唯一正确的参照系，则中国就永远是一个需要被改造的客体，中国的文化自信就永远无法建立起来。只有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参照系，提出中国自己的“普世价值”，中国的文化自信才能够建立起来。

　　从根本上说，只有建立起充分的文化自信，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而只有实现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文化自信才能更加巩固，不可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