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商”现象的出现，是国企与民企在资源配置层面的日趋不均衡，是法制层面滞后于市场化发展的要求，是外需收缩之后尚未完成产业转型的众多民企的迷茫。

    在温州民间借贷困局逐渐呈现转机之时，浙江民营企业家的移民“跑路”又引起人们的关注。

    《中国经营报》10月22日报道，“据浙江省有关部门统计：全省1000万元注册资本以上的企业主，已经有24%办完国外移民手续，正在办理的有32%。实际上有一半以上的浙商已经不是浙江人！”

    事实上，通过投资移民，将家人和资产转移到国外，名下仅留空壳企业运转，已日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如此高比例“裸商”的出现，是国企与民企在资源配置层面的日趋不均衡，是法制层面滞后于市场化发展的要求，是外需收缩之后尚未完成产业转型的众多民企的迷茫。

    就资源配置不均衡而言，实际上，2005年后的绝大多数时间，民企的贷款增速均严重落后于国企，在融资通道受阻之后，民企不得不依赖于高利贷等民间金融，而这不仅大大压制了民企的利润空间，更让众多民企仅能在生存边缘疲于应付。而在产业层面，虽然我国2005年、2009年分别发布“非公经济36条”和“新非公经济36条”，但在实践层面，民企与国企的待遇仍不可同日而语。除此之外，国企在项目征地、土地出让金、所得税减免、财政扶持等诸多方面，均享有民企望尘莫及的优惠。

    在法制建设层面，应该说，近10年来已不太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就《物权法》而言，虽然在2007年即已颁布实施，但各地违规拆迁仍屡禁不止。在税务、工商、质检等执法环节，视关系亲疏进行选择性执法，也并不罕见。

    而之于民营企业的产业转型，亦因上述两个层面，使得许多民企既丧失主动转型的动力、又缺少被动转型的能力。在自身转型受限的情况下，又遭遇2008年次贷危机所带来的外需急剧下滑，以及2010年下半年至今的从紧货币政策，在外需和信贷持续收缩的情况下，部分民企难以为继亦是理所当然。

    在此趋势下，“裸商”们之所以将家人和资产转移国外之后，仍用空壳化的企业进行运转，其内心可能有一些“赌徒”心理。

    对于众多“裸商”而言——既贪图中国的大市场和相对低成本，又对民企“主体性”地位缺失充满担忧；既想钻研权力寻租带来的暴利可能，又担心法律的秋后算账；既存扎根乡土夯实产业的念想，又对金融监管漏洞可以大笔套资走人心存欲望。

    事实上，“赌徒心态”不仅是存在于众多“裸商”内心的认知，而且亦与我国当下的经济形势的晦暗不明有关。当下我国经济格局亦徘徊在增长与通胀、国富与民弱、发展与分配之间。

    在我国经济率先从次贷危机冲击中复苏并大幅增长后，持续高企的通胀亦向我们走来，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国通胀水平已连续4个季度持续上涨，当前CPI更高居6%以上。高企的通胀水平，必然需要从紧的宏观调控进行抑制，而这又必然伤及经济增长，亦因如此，在我国通胀水平持续上升的同时，我国经济增速亦同步下滑。

    而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30多年后，除了国企与民企“主体性”地位仍然悬殊外，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亦远远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以国企与民企的差距而言，过去2年，国企的利润增长已逾35%，而同期民企的利润增长仅有20%左右。而就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相比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已逾80倍，而同期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仅增长了46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则更低）。此外，与我国历年持续的巨额基础设施投入相比，之于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保障方面的投入却相对不足。

    因此，应尽快改变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扭转粗放式的增长模式，提高市场经济的法制水平，以及通过二次分配合理保障民生。惟有如此，才能稳定民间资本的信心，避免“赌徒”式的投资行为盛行。

    □杨国英（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