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在人民网微访谈中指出，一些富豪移民，只考虑了个人因素，不管国家大局、国家政策，没有起到先富的带头模范作用。（人民网11月1日）

    夏学銮先生认为，这些富豪移民，只考虑了个人因素，不管国家大局、国家政策，没有起到先富的作用。说老实话，认为富豪“考虑了个人因素”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正是缺乏可预期性导致了个体缺少安全感，进而导致了移民，但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富豪移民还有更多的原因在内，如体制性的、制度性的和社会性的。如果认识不到这点，仅仅把原因归结为富豪只考虑个人因素，在笔者看来，很可能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把所有问题都让富豪承担的偏颇。一句话，富豪移民既与个人有关，更与社会难以为富豪创造所需要的制度大环境有关。

    进一步说，与其指责富豪不管“国家大局”，不如提升制度的可预期性，真正把富豪当作社会一分子而不是当作对立面来看待。事实上，指责富豪移民不管国家大局与富豪移民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现象”有关。胡润联合中国银行私人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14%的千万富豪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当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招商银行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千万富翁投资国内房地产的热情下降，投资移民意愿强烈，该报告受访者的亿万富翁中，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两者结合，可以认为，富豪移民问题正在成为社会的隐忧。

    指责富豪不管“国家大局”并不能解决问题，相反有把问题简单化的嫌疑。在笔者看来，解决富豪移民问题的落脚点是权利保护和提升制度可预期性。郑永年先生曾指出，“我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然后没有保护财富的机制，社会也远没有公平。这叫企业家怎么放心？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是中国社会最有能力发出声音的两个群体，一旦这两个群体先后选择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动力。”可以说，保护财富机制的缺席不但对富人不利，对穷人也不利，因为一个不保护富人财产的社会，恐怕更不可能保护穷人的财产。推理开来就是说，应像保护穷人权利那样去保护富人权利。既要保护穷人权利，又要保护富人权利，他们都是公民，都需要稳定感和对未来的可靠预期。在笔者看来，惟有打造一个公平、正义、法制的社会环境，才能既保护穷人权利，又保护富人权利，并且，可以避免把富豪放在社会的对立面。

    对富豪来说，不是要指责他们的大局观，而是让他们提升财富品质；社会更不能置身事外，要提升制度稳定性，消除对富豪们对未来的不可预期，增强他们的稳定感和安全感。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人才战争》一书认为，中国“绝对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面对种种现实，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更不能漠视富豪移民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在什么程度上解决、以怎样的方式对待富豪移民，关系到改革的活力和凝聚力。为此，应创造公平的经济环境和制度保障，疏导富豪们的不安全感，提升对未来的制度可预期性，才能留住富豪们的“心”。

    如果指责富豪不管“国家大局”引发和加重了仇富情绪，在笔者看来，决非社会幸事。指责富豪移民缺乏“大局观”或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定意义上说，富豪移民无关“大局观”有关制度性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