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海建

      11月8日，中华慈善总会发布消息称今后将与教育部门合作，制定慈善教育计划，慈善将有望纳入到学生素质评估中。慈善总会还计划在四川、甘肃等省市近百所中小学捐赠111万余册《慈善读本》，还将向全国各地中小学推广。（11月9日《京华时报》）

      先是红会扛旗进校园，接着慈善总会要评估孩子的“慈善素质”——看得出，中国的“类官方”慈善都很着急。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郭美美”等事件的颠覆意义，慈善氛围的日渐稀薄与公德意识的命途多舛已成了某些领域的笃定事实。将慈善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估”，确实是个很有想象力的创意，初衷也未必动辄得咎——只是，“尺子”还没有修好，却急吼吼去测量别人的蜚短流长，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

      “慷慨自古英雄色”。大凡有点悲天悯人情怀的，内心里多少都有些慈善的因子。然而，慈善这东西与意识形态、经济水平云云基本没什么直接关系，古人路不拾遗也不能证明今人就不会天良丧尽，“仓禀实”与“知礼节”似乎也不是那么亲密。相反，有限的慈善资源“是生是死”基本掌控在上层建筑手里：一是中国自古有“以吏为师”的心理传统，二是慈善机制担当着“防护堤”的功用，三是泛滥的“被慈善”现象激起普遍的逆反心理。因此，真要谈“慈善素质”，起码有两个前提：一者，官员慈善如火如荼，堪为表率；二是慈善机制纯净如水，公众善意备受呵护。

      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的慈善事业有了长足进步，平常年份已经有了300亿至500亿元左右的捐款，志愿服务开始广泛普及，物资捐赠每年都惠及上千万人次。可见。我们从不缺少善心、也不缺乏善人，缺的是如何有序整合慈善资源的素养与能力。首先是慈善产业链从未建立起来，托着善款的公民找不到慈善事业的正经“批发商”与“零售商”，满大街都是做慈善的“黑中介”，不明不白外加“雁过拔毛式”的托管运营，完全是一副“善人勿近”的架势。譬如美国，目前有150万个慈善组织，其中仅基金会就达到近10万个，整个美国有上千万的人员在慈善组织就业——没有可亲可见的民间慈善组织发展，就很难培厚社会的慈善之心。其次是慈善运作缺乏法制兜底，西方公益组织领袖拿着每年18万至23万美元的薪水，也不见得有人眼红——但为什么我们的相关管理人员号称月薪寥寥数千却仍被猛烈诟病？道理并不复杂，一个两三千月薪的人掌控上亿的资本，且没有完备的法律防线，会不会每时每刻都在经历“诱惑与考验”？类似的疑问无人作答，各色流言或者寻租事实就会深深打击社会的慈善之心。

      今天的中国慈善，还处在“一朝被蛇咬”的境地，修弥断裂、重塑公信才是当务之急。从“巴比宴”的吊诡到陈光标之争，从小悦悦父亲的尴尬到“8层楼高的中华儿女”……公权与慈善的纠葛、善意与贪腐的角力、理念与制度的碰撞，都处在一个亟待转身又分外纠结的“节骨眼”上——当此语境之下，孩子的“慈善素质”固然重要，但谁好意思当真去评估呢？事有轻重缓急，更有颜面与底气的考量，还是先做好大人的事情，再去刚性约束孩子的“慈善素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