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颂杰  媒体人

       《纽约时报》11月21日的评论版刊登了一篇配图文章，标题看上去有点耸听——《中国该如何打败美国》。核心意思是说，中国要崛起，美国要守住世界领导权，两国之间的争夺不可避免。在这场“零和博弈”中（有人受益则必有人受损），关键是对“人心”的争夺，得“人心”者将最终得天下。

       作者是一位中国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阎学通。阎教授比较著名的一件事儿是曾经预测“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不会晚于2008年”，08年后又专门为此事道歉。在这篇文章中，阎声明自己其实是政治现实主义者，不是西方眼中的“鹰派”。他认为中美之间不至于爆发军事冲突，除了军事和经济实力，道德也将是决定两国胜负的重要因素。在引述了一番春秋战国的古人思想之后，他声称，国际影响力的核心是政治权力，而政治权力的核心则是“德政”：中国必须用传统道德来替代金钱崇拜，如此方能“安内”然后“攘外”，与美国霸权一较高下。

       这其实是阎学通今年四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一本书的简略版——《古代中国思想，当代中国实力》（他在国内还出版过《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等书）。阎教授向古人求智慧，呼吁中国建设道德至上的“软实力”，不过《纽约时报》的配图意味深长：一条巨龙套了个笑脸面具，张牙舞爪。似乎在编辑看来，阎所鼓吹“道德”别有用心。

       随着中国“崛起”，除了海外华人，越来越多的本土中国人也成为国际报刊的撰稿人。而且，从前直接英文投稿多一些，现在即便是阎学通这类“海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也是中文投稿，然后由专人翻译成英文。

       这些“国际撰稿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就是像阎学通这样的专家学者，比如经济学家樊纲在今年11月号的《外交政策》刚刚发了一篇《取现》（Cashing Out），批评美国因“世界发钞国”独特地位而带来的“幻觉”，信贷膨胀、金融部门无限扩张；金融危机表明，这种情况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7月6日，政治学者刘军宁在《华尔街日报》评论版（英文）发表《中国自由主义的古代渊源》，意在厘清外界对“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误读。刘军宁引述老子《道德经》，“治大国如烹小鲜”，政府得无为而治；“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管得越多，老百姓越穷；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繁荣，其中最重要的转型就包括放松对人的控制。

       第二类是文化传媒名人。比如作家余华，就常在《纽约时报》等外媒发文章（当然是翻译稿）。另外一名作家慕容雪村近期也在这家报纸发表文章，讲述他“过一种正常人生活”的梦想。在此之前，有关他的一篇人物特稿，与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的节选一同发表。著名媒体人、原《南方周末》高级评论员笑蜀（陈敏）的《中国人为什么就不听》，也是发表在《纽约时报》（11月15日）。

       第三类是中国的高层政要们。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级别最高的中国人当属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2009年，温家宝赴欧洲参加中欧峰会前夕，纽约时报网站在观点栏目推出5月5日《纽约时报》登载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的文章《遥远的邻居》，敦促中欧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应对经济危机，提出了中国对中欧贸易的关切和诉求。

       王岐山副总理可称得上在外媒发稿最多的中国领导人了。2008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期间，他在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华尔街日报》分别发表署名文章《中美节能合作将是双赢》以及《中国的知识产权战略》。2009年，他更是在外国报纸刊发了5篇文章。

       此外，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高层政要会选择在出访或重大会议之前，在国际媒体发表文章。今年1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更是在西班牙《国家报》、德国《南德意志报》和英国《金融时报》连发三文。其中在西班牙国家报题为《携手互利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的文章称“中国将继续购买西班牙国债”，让受困于经济危机的西班牙充满期待。

       由于话题一般都是与经贸相关，因此《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报纸就成了中国领导人的“最爱”。温家宝总理今年6月23日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已将限制价格上涨放在宏观经济调控的首位，并推出了一套有针对性的政策。这些政策已经奏效，我们有信心价格上涨将在今年得到有力控制。”

       最近的例子是，11月4日，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英国《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发表《全球贸易平衡增长的中国因素》，文章说，“近期个别国家无视中国为促进全球贸易平衡所做出的积极努力，把经贸问题政治化，试图通过汇率、贸易保护等手段打压中国，以此获取政治利益。”

       看来，中国领导人越来越看重“笔杆子”的外交功用，外媒也就成了一个新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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