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小学的课文《悯农》描写农民种田的辛苦：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粒粒皆辛苦”，最苦的一定是种地稻农；因为农民获得了粮食的丰收，却没有鼓起腰包！他们辛辛苦苦种出的水稻，卖给加工企业不足2元钱，但是在市面上的售价却高达几十元一斤，最贵的一斤甚至卖到199元。这是黑龙江五常大米的真实写照。

       从白菜滞销、微博卖萝卜，我们知道了物流成本在蔬菜流通过程中占很大的比例，因此物流成本的增加，同时也拉高了菜价。但是在五常大米产业基本都是“订单农业”，订单水稻占90%以上；下发订单的公司，不但包购、包销，还垄断了从稻种到加工米的全产业链。时评作者张伟祯在《好吃的东北大米，难过的五常米农》里面写道：“与米农签签订订单，断了米农的其它销路，在收购的时候，又联合其它的加工企业联合压低价格，米农无可奈何，又无计可施。”面对强势的企业，稻农没有话语权，再加上分散作战，没有力量与企业抗衡；因此收购粮食的公司以居高临下的地位，单方面掌控订单，让农民的利润少一些，自己的利润多一些。

       我国早在2007年7月1日起就开始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但是农民在组织化建设上还存在着不足；学者刘艺给出的三个特点：一是无组织化，大多数农民尚未参加任何组织；二是弱组织化，大多数农民组织自我服务能力不强；三是被组织化，大多数农民组织由离任干部或企业负责人主事，或由龙头企业组建。对比台湾、日本的农民合作维权组织，我们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比如日本农协的农会、合作社就统一出售产品，其规模效应提高了农民在农资采购和农产品价格博弈中的话语权，像日本这样的“抱团行动”就能有效的组织起来同强大的资本博弈，争取农民应有的权益。

       当然，农民合作组织要想强大、发力，还需要政府部门的保护。但是在五常大米的销售环节中，相关政府没有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反而与收购企业沆瀣一气；五常市绿色食品办公室、稻米产业管理中心、大米协会的工作人员都是一班人马，只是挂了三个不同的牌子而已，身兼三个部门负责人的姜大伟说，这几个机构的职能，是统一行使对稻米市场的引导和管理、带领企业闯市场，而对稻农利益只字未提。

       同时五常市一位副乡长也透露，如果一斤稻多为稻农争取1角钱的话，五常每年就可为稻农增收2.5亿元。但有谁愿意去做呢？这里同时道出了政府职能的缺位。政府不能干预市场，却可以为合作组织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改善其竞争的初始条件。

     没有话语权、自身组织发力困难、政府职能缺位共同造成了“谷贵也伤农”，要是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没有改变，恐怕“人为刀俎，稻农为鱼肉”的格局永远不会改变；别让农民们流汗又流泪，毁掉种粮的积极性那就事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