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正在通过强征“碳税”的举动来标榜自己比发展中国家负责，但实际上发达国家在碳排放问题上要负的责任远比发展中国家多。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不仅要算一算其“历史碳排放”的老账，而且要算一算其“战争碳排放”的新账。发达国家对其“历史碳排放”和“战争碳排放”，都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战争碳排放”是指与战争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有国内学者曾撰文指出，“战争碳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远比工业碳排放大得多”，“可能是人类活动中导致气候变化异常的真正罪魁祸首”，“更应计入参与战争国家的碳排放总量”。稍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都很容易想见，“战争碳排放”是人类活动中强度最大、最为集中的碳排放：武器装备、弹药装具、军需品的制造和储运，必然消耗大量的能源资源、产生大量的碳排放；军舰、坦克、战机的部署与使用，炮弹、炸弹、导弹的爆炸及其引发的火灾和建筑物等基础设施的破坏，数十万、数百万的难民潮，成千上万的人员伤亡及其救治，所造成的碳排放更为集中；军事行动对森林、植被的破坏，则会直接加快二氧化碳积聚；战后经济社会的重建，还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资源，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排放。

       不必细数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所发动的无数次大规模战争，仅仅回顾一下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所发动的几次局部战争，其所消耗的能源资源、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都十分惊人。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利比亚战争中，西方大国都出动大量军舰、战机、坦克、火炮，对对象国实施了长时间密集的军事打击，有的战争中还使用了贫铀弹，其所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及环境污染有多么严重，应当不难想象。

       因此，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其几百年的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了超过人类社会数千年的碳排放，而且在其发动的无数次大小战争中集中制造了巨大的碳排放。然而，在当前的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某些西方大国对其“历史碳排放”都千方百计地推卸，有的发达国家甚至扬言要退出《京都议定书》，对于“战争碳排放”问题更是闭口不谈。从这个角度讲，提出“战争碳排放”概念，对于国际社会推动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有望起到“唤起关注”的重要作用。我国科学界特别是与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相关的科研机构，有必要联合其他新兴国家的研究机构，对此进行量化计算，相信所得出的数值一定具有极强的震撼力。我国及新兴大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管部门，有必要在国际谈判中拿起这一武器，促使发达国家在节能减排问题上负起更大的责任。

       还必须指出，西方大国所发动的局部战争大多是非正义的，其所造成的碳排放完全应予避免。以利比亚战争为例，卡扎菲的独裁统治和暴力镇压的确不得人心，但是西方大国却以战争形式干预利比亚内乱，不仅远远超出了联合国授权、违反了国际法基本准则，而且制造了数倍、数十倍于卡扎菲政权的人道主义灾难。有充分理由认为，此类战争所造成的碳排放是最不人道的、最应避免的。因此，从揭露“战争碳排放”的角度批驳西方大国所谓“人道主义战争合理”的谬论，对于防止“利比亚模式”重演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在此问题上大声疾呼、“大做文章”，既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找到一个新的重要切入点，也会对国际社会制止“新干涉主义”的肆虐、维护世界和平产生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