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举行的上海市第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市长韩正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我们要常怀敬畏之心，敬畏法律、敬畏组织、敬畏人民、敬畏舆论。每一位政府工作人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东方早报》1月12日）

　　官员该不该有所敬畏，似乎已有了共识，至于该敬畏什么，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有不同表述。韩正市长表达了对“法律、组织、人民、舆论”的四种敬畏；2010年2月10日的《大公报》说官员应敬畏“法律、民意、责任”；2010年5月6日人民网的文章说官员应对“人民群众、手中权力、规章制度、个人良知”充满敬畏；2011年11月3日《广西日报》的文章说，应“敬畏法纪，做到令行禁止；敬畏群众，增强公仆意识；敬畏制度，自觉循规蹈矩；敬畏责任，坚持执政为民；敬畏良知，防止逆情悖理”……无论如何，不是敬畏什么鬼神和“风水”，更不能无所敬畏。

　　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官有所畏，业有所成。在社会主义中国，无论畏惧的内容具体怎么表述，目的都只有一个，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才能让官员真正充满敬畏，而不至于落入“出口好表态、大话好救急”的尴尬。孔子在解读《易经》“震”卦时说：“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古今中外的实践和经验表明，制度才是最根本的东西，违规成本是“恐惧”的直接来源，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维护制度权威性和维持官员“恐惧”感的最好措施。让我国官员充满敬畏，戒慎惊惧之心，修身立德，严以律己，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也必须依靠制度。

　　具体来说，需要规范行为方面的制度，如《公务员行为准则》、《道德准则》等；需要官员教育学习方面的制度，既要有外在的硬性学习和考试，也要有出于自觉的自学，避免“无知者无畏”；需要明确的责任制度和严厉的处罚制度，让官员对行为后果有明确的预期；需要有严格的执行制度，发生一起处罚一起，让官员“望而生畏”；需要有立体的监督制度，内部监督、外部监督，同级相互监督、下级监督、上级监督，同行监督、群众监督、媒体监督，让监督无处不在，从而使得官员不敢违规，违规之后不敢不严肃处理。

　　“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中国的少数官员之所以没有敬畏，或者敬畏错误，问题就出在制度方面。一方面，制度缺失，“无法可依”、“无据可罚”常常被作为借口；后台牢靠，官官相卫，信奉“灵活变通，有问题能摆平”，以拖、遮来规避处罚或减轻处罚；缺乏鲜活的教育案例，畏惧的整体文化氛围没有形成，使得官员抱有侥幸心理。另一方面，由于诸多本该透明的官员信息不透明，信息的不对等让人民群众和大众传媒无从监督，缺乏强有力的外部监督机制，使得官员缺少畏惧。

　　邓小平同志曾强调，“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在社会行为方面，政府扮演着相关制度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的角色，官员则具体承载了这种要求。官员的一言一行，具有社会示范作用。要将官员的畏惧落到实处，非制度不可，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官员将畏惧落到实处，是一个基础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