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公款吃喝④·编辑视线)

　　在今日本版“问诊专家”一文中，专家分析了公款吃喝大行其道的多种原因，如制度缺陷、传统陋习、监管乏力、法律缺失等等。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公款吃喝“好处多多”：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可以联络感情、达成交易、升迁提拔、报销套现……因此，虽然老百姓对此深恶痛绝，但在好处多、诱惑大的强力“磁场”吸引下，公款吃喝还是遍布中国上上下下、东西南北。

　　当今中国最普遍的腐败问题是什么？当属公款吃喝。由于社会对公权力的监督严重缺乏，那些公款宴请者视公款如自家的私款，随意花销，但如果真是让其花自家的钱宴请，他们也许比任何人都心疼。中国有一种怪现象，无论什么东西，只要它姓“公”，似乎就没有人在乎，随便糟蹋，浪费严重。“不花你的钱不花他的钱，公款吃点喝点谁能管得着”——本着这种扭曲的思想，公款吃喝者吃起来理直气壮，喝起来毫不犹豫，一掷千金，以至于每年公款吃喝费用成为天文数字，“吃掉一两个三峡工程”，“喝光两三个杭州西湖”。在各地，越是高档酒楼越是生意兴隆，因为它们的运营主要由公款消费支撑着，这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公款吃喝，挥霍了巨额的国家财富，掠夺了无数百姓的血汗钱，难道不是最普遍的社会性腐败？

　　在法制健全的国家，公款的开支是有严格规定且是公开、透明的。任何握有公权力者私自动用公款吃喝，轻则曝光，重则下台或被治罪，丝毫没有含糊的余地。例如，据媒体报道，前几年，芬兰央行行长在一次公务接待的宴会上点了一盘20欧元的“鹅肝”菜。菜单公示后，这盘超标准的菜引起民众的不满，行长被批评为“贪腐”，最后不得不引咎辞职。2010年2月，新西兰住房兼渔业部长菲尔·希特利和家人在新西兰南岛旅游时，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了两瓶葡萄酒。后来，他在报销单据上填写“跟妻子参加执政党国家党会议的餐饮费”，将这两瓶酒的费用报销了。此“丑闻”被曝光后，希特利宣布辞职。

　　一盘鹅肝和两瓶葡萄酒，让央行行长和住房兼渔业部长丢了官。国外的经验表明：一是公务接待必须公开、透明，吃的什么、价格多少等都要清清楚楚，公开公示；二是财务制度要细化、明确、严格，不能越雷池一步，违规必受罚；三是强有力的监督不可少，无论是单位自身还是社会、媒体，处处都有雪亮的眼睛紧盯着官员；四是处罚不留情面，虽然上述两人都是引咎辞职，但没有人替他们求情说情，给个什么下不为例、行政警告、降级等不痛不痒的处分。

　　我国的香港地区亦是如此，每笔公务接待都须有明细的清单，不得点鱼翅、鲍鱼，午餐、晚餐的人均上限标准分别是350港元、450港元。菜品最多6道，吃不完打包带走。2010年，香港特首曾荫权赴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除去往返机票5572港元，其余支出仅为511港元。

　　事实证明，治理公款吃喝，不从法律上、财务制度上、社会监督及舆论监督上做文章，仅靠年年发通知、颁禁令是行不通的，这种“光打雷不下雨”的做法，反而使公款吃喝陷入越禁止吃喝越厉害的恶性循环。

　　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公款吃喝。在醉酒入刑的措施出台并得到严格执行后，酒驾现象已大大减少。相信只要切实动真格，就一定能堵住公款吃喝这个“无底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