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补”方式要改进,转移支付等各种“补”的方式也需改革,对资金管理、使用和监督机制、处罚规则等进行完善

    农业税免了,种粮还有补贴了,到农村去走走,都会听农民历数这样的变化。这是近年来国家针对农业出台的最大善政,数亿农民因此直接受益,种粮积极性大大提高。采取直补的方式,把补贴款直接打到农民的账户上,原本是为了防止国家财政资金的跑冒滴漏,但是实际上,通过各种办法骗取种粮补贴的现象,在很多地方仍然存在。

    央视《焦点访谈》调查发现,在湖北麻城一个村,就通过虚报耕地、重复领取等方式,骗取补贴款5万多元。去世多年的五保户,还在领取粮食补贴和综合补贴,有的村干部和家属的名字,反复出现在补贴领取表上。可见,村干部对此心知肚明,并且参与其中。

    这里调查的只是一个村子的情况,但根据此前报道和笔者的亲身观察,虚报冒领补贴款的情况,绝非个例。在取消农业税和各种提留之后,种粮补贴成了乡镇和村干部经手的一笔大钱,自然成了很多人眼中的“唐僧肉”,很难保证不会有人打它的主意。

    种粮补贴要求直接发放到农民手里,扣下不给的难度比较大,但由于这一补贴是按照耕地种植面积计算的,虚报耕地面积和种粮面积,成了最常用的手段。一些地方,坑塘荒地也被当成耕地上报,明明种的是其他农作物,也说种的是粮食,以此骗取种粮补贴。多领的钱,一般不会落入普通农民手里,有的进了干部和其亲属的腰包,有的进入村里小金库,成了村干部的吃喝招待款。

    种粮补贴来自国家财政,专款专用,如果被冒领挪用,就会有种粮农民无法真正受惠,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虚报耕地,真实的种粮面积缩水,也会误导国家耕地保护政策,伤害粮食安全和农业这个根本命脉。

    防止种粮补贴被骗取挪用,当然要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监管,通过公开透明等措施,发动农民进行监督。但是,很多时候,农民觉得冒领的是“上面的钱”,自己的利益并没有受到直接损失,即使发现干部有虚报行为,一般也不愿主动揭穿。基层干部能从中得到好处,更成为虚报冒领的积极参与者。这样一来,专项资金几乎成了“无主财产”,原本为了减少中间环节的直补,监管也很容易被架空了。

    因此,除了呼吁加强监管之外,还应考虑补贴方式是否科学。种粮直补,原则上应该按照实际种粮面积补贴,种多少补多少。但农民种粮是动态的,逐一核实的难度很大,为了便于操作,一般就按照耕地面积补贴,这就给了虚报耕地以可乘之机。而且,即使按实际种粮面积补贴,也可能造成有人为了拿补贴而种粮,种上之后就不管了,舍不得投入,也起不到鼓励粮食生产的目的。

    正因为如此,长期与粮食和农民打交道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建议,给农民直接补贴,不如提高粮食收购价格,鼓励农户将粮食卖给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农户可从中尽享补贴实惠,国家又可多掌握粮源,实现多方共赢。

    从“直补”到“价补”,虽然名义上都是补贴,但意义大不相同。不但可以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也有利于改变农产品价格长期过低的“剪刀差”,真正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真正提高农民收入,应该让农产品价格真实体现农民的劳动价值,而不是依赖各种“补贴”。

    其实,不仅“粮补”,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中央对地方、各省市区对地方真金白银的各种“补”越来越多,光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就达数万亿。这些“补”本是关系到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及住房保障等各种民生的,有些甚至是百姓的“保命钱”,但一些地方部门和个别领导干部,也瞄上了越来越丰厚的各种“补”,将之当成“唐僧肉”,利用制度尚不完善、监管还不够严之机,或雁过拔毛,或作假骗取,大肆占为己有,在某些地方,这已成了基层腐败的新领域。　

    所以,“粮补”方式要改进,转移支付等各种“补”的方式也需要改革,特别要在资金管理、使用和监督机制、处罚规则等方面加以完善,大力增强透明度,及时堵塞漏洞,并加强对违法腐败行为的查处、惩治。如此“补课”,才能让腐败分子无机可乘,让善政结出甜果,让改善民生的资金落入到真正需要的民众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