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李妍

　　著名经济学者陈志武曾有一本著作《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这个问题，大概算是国人自古遭遇经济困境的一大天问。如今，世易时移，无论是从数字统计还是从奢侈品消费盛况来看，国人似乎都已摆脱了“不富有”的困扰。但可支配的钱多了，内心却未必能获得笃定的安稳。那句“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的疑问尚未完全解答，“我们为什么富有了却不幸福”，反而成为新时代的天问。

　　毛女士是北京某商场财务部门中层管理人员，每月税前收入约为1.5万元。在她看来，自己的工资水平连“小康”都达不到。毛女士表示，她身边的朋友和同事都普遍存在一种“焦虑感”，不管薪酬水平如何，都在为“挣钱”而奋斗着。“北漂”小姚也称，自己税前收入约7500元，扣除各种税费后，每月积蓄不到2500元，生活在北京让他没有安全感，“就算老板给加工资，也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人们普遍有一个疑问，北京人均GDP已达中上等富裕国家水平，为什么“我”还是不富裕？

　　这样的焦虑与疑问，恐怕并非生活在北京的人们独有。对许多身处都市，不得不为生活与理想奔波的人们而言，怎样获得一条安全的底线，怎么达到一种对未来稳定的预期，越来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尽管有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去年的人均GDP已经接近富裕国家水平，但硬币的另一面却是，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人均GDP的约40%，比一些富裕国家至少要低10个百分点。这其实也是在说，人们拿到手上可供支配的收入，远远不如GDP的账面数字美妙。

　　另一个与公众消费观感有关的数据分析则是：税收增速高于GDP增速。大量间接税通过商品价格向社会转嫁，税收与物价高度关联，这种大众税，也成为人们日常消费难以承受之重。不仅如此，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哪个话题拎起来，都足以让茶余饭后的谈论变得滞重难言。

　　或许，正是税感沉重，税收富少穷多的逆调节，让大多数民众难以从税负的二次调配中，感受到制度公平，却反而要遭遇隐性剥夺；或许，并不完善的福利环境，让人们难以从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必需品中，享受到公共福祉，却反而要为之支付额外昂贵的社会成本，甚至要用一生的财富做赌注；或许，权力寻租、行政监管无力、体制上的制度漏洞、从消费到公共话语的权利缺失……凡此种种，也都从某种程度上吞噬着人们幸福感，加剧着不安全感。

　　的确，人们可以从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获取更多财富，但缺乏福利兜底，更多额外的社会成本对财富的无情消解，都令“因病返贫”、“一套房子消灭一个百万富翁”的故事，成为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某种程度来说，“月入7500元没有安全感”，不是大城市里中高收入者的矫情，而是与危机感紧密相连的写照。而对于瞬间赤贫的恐惧，对于福利保障的担忧，对于权利缺失的困扰，则成为当下城市人尤其是中产者疯狂工作与生活的注解。

　　这种心理焦虑中，“没有安全感”，不是一种群体心理失衡，而是切实困扰下，人们面对未来人生的集体困惑。当个体对未来与命运越发不可把控、难以预期的时候，公共管理者就应该以福利兜底、权利保障、公平建构的姿态，站在民生福祉的角度，践行公共责任，还利于民，让集体困惑回归正常心理轨道。倘若无法培育公众对社会的心理归属与认同感，恐怕谁也无法从“没有安全感”的心理阴影中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