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止弃婴在野外受到不良环境侵害、延长婴儿存活期，2011年6月1日，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在院门外建起这座“弃婴安全岛”，作为弃婴接收设施和临时庇护场所。截至今年1月底，共发现弃婴26名。（《中国青年报》2月29日）

　　就是这么一个只有2.5平方米的专门接收弃婴的小屋，却引来很多争议。网络媒体在转载这则报道的时候，统统把标题改为《石家庄福利院设弃婴接收设施 被指鼓励遗弃行为》。网络媒体已经从标题中表达了对“婴儿安全岛”的褒贬立场。当然，从“人人都喜欢坏消息”的心理角度出发，放大“弃婴安全岛”的负面效应，从质疑的角度“预设立场”完全可以争取到更多的关注度。

　　“弃婴安全岛”到底是在尊重生命还是纵容遗弃？我更认同石家庄社会福利院院长韩金红的说法，“既然我们改变不了遗弃这一行为，但可以改变遗弃的结果”。先不说“弃婴安全岛”参照了德国、意大利、捷克、俄罗斯这些国家安置弃婴的经验，单单放在我们身处的现实中，仅仅靠一个“犯法”远远无法杜绝弃婴的存在。那些生活境况不如意的人们，他们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远远还未达到我们期望的高度，这其中有观念的原因，也有经济的原因。

　　报道中石家庄福利院院长韩金红举的一个例子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几年前，石家庄社会福利院曾找到过一个弃婴的父母。他们来自农村，孩子生病需要花3万元，可家里砸锅卖铁只能凑到8000元。最终，他们决定把孩子扔到福利院门口，因为“在家里是死路一条，扔在这儿至少还有救”。

　　既然无法阻止弃婴的发生，那么，与其把孩子遗弃在难以被人发现的角落，不如设置一个专门的设施来保护他们。与那些躺在纸箱里或者编织袋里甚至遭到流浪猫狗啃食的弃婴相比，“安全岛”里的弃婴是不是更幸运一些？

　　至于说“弃婴安全岛”的存在会不会“鼓励不负责任的人做不负责任的事”、变相纵容弃婴行为，其实完全可以用事实作答。据新闻披露，“弃婴安全岛”设置以来的2011年6月至11月间，共接收婴儿21名，但石家庄社会福利院在全市范围内接收的弃婴是75个，低于前两年。这说明，“弃婴安全岛”的存在，并没有诱使“不良父母”增多。而且，“弃婴安全岛”也明显提升了弃婴的救治比率。

　　当然，我并不否认那些对于“弃婴安全岛”的质疑，它至少体现了人们对生命的敬畏。值得注意的是，一切关于伦理道德的讨论，并不能脱离现实的土壤。无论有多么高尚的理由，伦理不是只靠说讲或关在书斋里讨论就能济事的。伦理学说需要直面社会，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如果脱离了现实境况，仅仅从纸面上或者哲学意义上讨论伦理道德，那么我们很容易钻进死胡同，碰到现实难题时，伦理难免陷入悖论。

　　想起两年前“天津重症女婴被父亲放弃治疗”的新闻。该女婴在出生时就发现患有肛门闭锁、多发瘘、肾积水、心脏卵圆孔未闭等先天缺陷，在医院里接受了13天的治疗仍未有好转迹象，医生已经确认女婴治愈的希望不大，孩子的父亲决定放弃治疗。但是，爱心志愿者强烈反对女婴父亲的做法，他们强行将女婴带到北京救治，结果将自己置于进退两难之地。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强调伦理的高标准，以至有某种道德洁癖。比如，看到酒店等场所免费放置安全套，就认为是纵容色情交易，不懂得两害相权取其轻。漠视现实的艰难，单纯地放大爱的伦理，只可能将道德架空。

　　这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狠心、不负责任的父母，不到迫不得已没有人会遗弃自己的骨肉；即便是再发达再文明的国家，弃婴也难免存在，这就是现实。既然如此，那么关于“弃婴安全岛”的指责是不是可以更理性一些，简单地将其置于“鼓励纵容遗弃行为”的指责中，并不一定能证明自己对生命有多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