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参加了一个关于留守儿童的座谈会，谈到贵州松桃一个叫裴国艳的女孩。当有人介绍在孩子6年的成长中，她在外打工的父母只回家看过她3次时，现场一位专家愤怒了，情绪近乎失控地谴责这对农民工父母不负责任：把孩子生下来却不给她应有的关怀，如果没有做好准备就不应该生孩子，起码每年应回家一次陪孩子。专家的这个态度引起了激烈的争辩。

　　同作为父母，我能够理解这位专家的愤怒，但我跟她说：这样缺席“审判”孩子的父母对他们是不公平的，没有谁比父母更爱自己的孩子，我们是不是该问问他们为什么不回家陪孩子？在家陪孩子，对我们这些人看来很平常，可对穷人真的是一件奢侈的事。我们要设身处地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而不能带着身份和道德优越感去批评他们。

　　这一次的讨论，让我感受到了阶层间的隔阂和社会的断裂失衡。在很多问题上，都会因为缺乏切身的体验，缺乏对不同阶层的人生存状态的感知，而无法真正理解对方。这个社会的很多冲突、矛盾和误解，多源于此。

　　两会正在进行，代表委员都在积极建言献策，或阐述对社会发展的理解，或提出对公共事务的建议，或表达本阶层的利益诉求，我认为这些都非常好。但有一点请注意，代表委员要有弥合社会隔阂的责任意识。

　　比如，我们的代表委员提关于留守儿童的议案提案时，就不能把问题全部归咎于孩子父母的不负责任——这样的身份优越感，只能进一步撕裂阶层的情感裂痕，加深误解和隔膜。我们的代表委员中，很少有留守儿童的父母，很少有留守问题的切肤之痛。要在留守儿童问题上提出真正贴近本质、真正解决问题的建议，必须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了解他们的世界，才能真正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为他们代言。

　　前段时间，九阳希望基金组织专家和媒体赴广西马山，体验贫困山区孩子的午餐问题。活动结束后，很多专家和记者都感慨，原先虽然看过不少报道，但这一次实地走进他们的生活后，才真正明白了“顿顿吃黄豆蒸饭是什么滋味”，才明白“19个小时无进食”的意味。这对我们的代表委员们是一个启示，坐在大城市空调房的电脑前写提案议案，永远都有一层隔膜，真正用脚走进那个与自己生活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才不会隔着。

　　我看到政协委员袁隆平院士算了一笔账，他说：我今年的建议是政府要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他在建议后附了一份表格，称“农民种一亩地只赚7.5元”——城市人是永远无法理解这个数字的，甚至会为这个数字感到震惊。而农村人都知道，袁院士说的是实话。袁院士能提出这个建议，因为他的脚一直深扎于农村这片土地，没有任何隔膜，他深知农民的疾苦。

　　一些代表委员在两会上积极为本群体代言，这值得尊重，两会本就是一个各利益群体博弈的场所。但我更尊重那些能为缺乏话语权的人代言的代表委员，比如拍电影的张艺谋委员呼吁“电影票降价”，作为富人的陈光标呼吁向自己征税，靠教英语赚钱的俞敏洪呼吁“四六级英语与大学毕业脱钩”。

　　弥合这个社会的隔膜，需要代表委员们这种超越本阶层利益，甚至向自身利益开刀的勇气。需要代表委员们能真正倾听弱势群体的声音，并为他们的利益奔走呼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