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长沙发生了“疑似钓鱼执法”事件，而且又是发生在抓“黑车”的过程中——据3月2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3月8日，开车的尹先生看到雨中两名男子好像向他招手，“我当时想学雷锋做个好事”，“根本没想过收他们的钱，外面下着雨，反正顺路”。结果快到目的地时，乘客突然亮明身份“运管执法人员”。被罚3万元的尹先生称被“钓鱼”，但执法者说，现在全国基本都是这样“便装取证”。

       抛开具体的案件争论，从报道中得知，当地因“疑似钓鱼执法”而将官司打到法院的案件并不止这一起。打击“黑车”是执法者职责所在，但当地“黑车”出没的一个现实背景是，当地群众出行难。当地媒体的调查表明，上下班时间长沙出租车非常难打。到底是从疏的角度增加出租车数量或者公交线路，让市民出行更方便，还是从堵的角度隔三差五倾巢出动扣一批“黑车”？或者说，哪个方面的力气应该下得更大？

       恐怕把力气放在前者才是更理智也更经济的做法。媒体的报道也证明，旨在“堵黑车”的尹先生车辆被扣事件发生后，长沙的“黑车”依然“供销两旺”。此外，当地交通令人心忧的地方不止于此，当地某些交通枢纽地段的交通状况混乱，超载、路窄等导致恶性交通事故不时发生。

       一边是花大力气抓“黑车”，一边是混乱的交通状况得不到有效治理，为何某些执法者的执法行为给人一头热一头冷的感觉？

       曾经轰动一时的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也是执法者“热情”执法的一个典型例子。事情发生在2009年。同一时期，另一个问题并未引起公众注意，在积极查扣“黑车”的同时，当地渣土车呼呼乱跑，当年的六七月间，上海市区域内渣土车频频肇事，连夺7人性命。

       尽管此后钓鱼执法和“疯狂渣土车”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理，但发生在同一时期同一领域的这两个现象却引人深思——在执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执法者如何分配自己的执法力量？是将主要精力放在罚款额高的地方，还是去那些矛盾最集中、公众反映最强烈尤其是直接关乎公共安全的地方“蹲点”认真执法？

       如果执法密集的情况总是与高罚款额如影随形，而那些较难治理又罚不了多少钱的地方却鲜见执法者身影，如何能期待群众不认为执法即“执罚”？执法者自己又如何撇清这“瓜田李下”的嫌疑？

       合理行政、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是依法行政原则中的三项基本要求。城市交通治理是项复杂工程，涉及多个执法部门，不少执法部门及人员也承担着不小的压力，有着各自的苦衷。但是，在百姓眼里，只有一个评价标准：出行是否方便、安全？城市交通环境是令人舒心还是令人堵心？对照这一评价标准，执法者如何分配自己的执法力量，执法热情放在哪儿，应该有一个谨慎的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