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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懿麟:三条战线促使美元获得支配地位

发布时间:2012年04月20日 09:53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中国网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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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政治家虽然满口自由、平等、民主的说教,但仍继续怀有帝国主义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扩张欲望。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协议把美元作为石油的唯一定价货币,并取得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其他国家的同意,这即意味着此后以美元为中心的美国战略目标是——控制石油。这一联系使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建立起了天然的支配地位,同时也被看作是美国在全球更广泛军事进攻的一部分。当然,美国与阿拉伯国家颜色革命热潮的直接联系,同样也被看作是世界范围内的以美国意志输出为核心的更广泛的政治动荡的一部分,华盛顿的领导人甚至希望在阿拉伯世界的动乱,能够在制约非洲重要石油出口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等)中起关键作用。

       此后的四十年左右,美国军事上的进攻反而比整个二战时期都更为扩张得多,并且石油控制这一战略目标确实是通过单方面的政治或军事进攻得以实现的: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沙漠行动中实现了其政治上的重要突破;在亚洲的西面占领了阿富汗、伊拉克并颠覆和支配了一些重要的支轴国家;在阿拉伯世界把利比亚的石油特权纳入到了美国意志的利益版图中,并在西亚的叙利亚、以色列、也门、埃及和非洲一些国家建立起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影响等等。

       整个阿拉伯世界从东到西横跨北非和西亚地区,而此前在美国控制之下的战线主要在西亚一带,这块中心支轴区域看起来相较北非的地理空间好似微不足道,但在对美国地缘政治上的影响却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包括美元货币地位最重要的石油控制,而且拥有通向欧亚大陆和整个非洲的至要通道。因此,当美国的金融危机带来了一个全球经济不稳的新阶段时,也正意味着美国重新进入这样的一段历史时期:对更广泛战略目标的追求重新迸发出新的活力——来自战争女神雅典娜的召唤——这再次证实了美国的战略视野范围包括了整个阿拉伯的石油世界。

       美国显然不会撤出世界经济的权力中心,且无论何时都准备着反对任何美元货币体系实际控制之外的威胁,于是在这场颠覆性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取得突破性结果的争夺也开始了。美国的这种反应态度可谓历史上的里程碑,事实上,它标志着美国为争取支配这个世界经济上更广袤疆域(尽管它也许没有领土方面的野心),而进行的长达数个世纪长久征战的新的开端。

       美元全球影响力的扩张

       历史上第一条以美元货币支配地位为中心的战略战线形成于二战结束之后不久。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美国具有战略头脑的第五十任国务卿、二战期间美国陆军参谋长、陆军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发表的一篇历史性的演讲,宣告了美国已为帮助欧洲复兴作好了准备,并由美国为这一计划提供资金——马歇尔计划成为了这一时期美国最具有潜在深远影响力的战略计划。

       这一计划旨在使美国的欧洲盟国在以美元为中心的美国经济援助下,恢复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遭受毁坏的经济的同时,使欧洲成为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同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相一致的、非正式联系网组成的混合体(任何接受援助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丧失一部分经济主权),同时遏止苏联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由东向西的进一步推进计划。美国和苏联都同时相信,马歇尔计划所推动的欧洲经济一体化将令欧洲国家脱离苏联共产主义经济体系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和控制。苏联甚至在此后不久同样推出了著名的莫洛托夫计划(Molotov Plan),该计划包括了对东欧国家提供重建物资的经济援助,以及令这些地缘卫星国在政治和经济上与苏联保持一致,从而阻止其他欧洲国家对美国经济援助的完全依赖。

       美国如果计划成功,将完全地挫败苏联企图将自己的经济体系在西欧获得立足点的努力,并让美国成为欧洲经济体共同利益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打开通往东欧的通道。而如果美国没有在此前做到把苏联势力排斥在国际货币体系之外,或是使欧洲货币处于从属位置,那么马歇尔计划的影响力同样难以是决定性的。

       然而在一九四四年七月通过的布雷顿森林协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s),确定了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这种美国对国际货币体系强有力的中心控制,包括建立了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实行美元与黄金挂钩,而成员国货币和美元挂钩的可调整固定汇率制度等等。这决定了美国将会在随后的一场同苏联的经济意志的较量中取得胜利,并使欧洲国家在受到美国马歇尔计划经济援助的同时,承担起政治和经济上的承诺和义务。与此同时,美国实行的廉价美元政策源源不断地涌入欧洲,又被用于购买美国输入欧洲的商品,事态如此发展,其影响是美元的大幅贬值造成了对美国的信任危机,欧洲国家开始利用美元体系换取较为保值的黄金,一九六○年十月的第一次美元危机爆发了。直至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尼克松宣布了一项“新经济政策”,停止了按照卅五美元每盎司的价格兑换非储备货币国家的美元,同时美联储系统拒绝向国外中央银行出售黄金。由此,美元不仅与黄金挂钩的货币体制名存实亡,而且布雷顿森林体系同样完全崩溃。

       然而,比起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美元扩张仅仅在金本位制度上的约束,以美元作为石油唯一的定价货币则是一个质的飞跃。美国第一次划出了界限,并通过公开行动和军事部署表明了,越过这条界限将引发军事冲突——对石油国家控制的界限——至今已坚守了四十年。

       这条战略战线保护了石油-美元的这样一种关系,且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完全被看作是美国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以获取优势,从而尽可能多地在军事和政治方面控制石油国家,或在诸多地缘支轴国家建立文化、经济和政治上的关系网,对美国来说已成为其全球力量保障的延伸。

       由于美国的领土互不相连、且毗连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这一特点,决定了美国难以像苏联那样以领土的方式向周缘国家进行辐射性扩张。所以,对一个海洋性国家来说,横跨两大洋不仅是美国向欧亚大陆领土性扩张的障碍,而且也是持续性地缘政治扩张的挑战。为了加强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政治联系,通过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外向性”扩张模式,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渗透到其他国家,并将它们聚合在一起纳入美国的全球支配体系中,成为了美国不断努力去横跨两大洋以瓦解彼岸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实现美国意志全球化进程的主要内容。这包括:美国为了保持自己与同盟国相互关系的稳定,让这些国家成为美国所谓的“共同利益”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其他国家绑在美国的利益马车上),并且使这种“共同利益”的策略与军事上的协同防御协议具有同样严格的约束力。

       经济形态和政治意志的扩张

       历史上新一轮巩固美元中心地位的第二条战线是在第一条战线之后不久形成的。最初,在苏联经济体系内部发生冲突、进而出现彻底性颠覆的这一战略目标设想的前景,看起来似乎十分遥远且毫无可能。然而,由于美国芝加哥经济学派在拉丁美洲所采取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主动(具有战略意义),美国成功地将“经济改革的样板”、“自由经济的成功”等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以地缘政治的方式,对社会主义其他国家的经济形态进行区域性的辐射影响(辅之以资产阶级报纸媒体的大肆鼓吹)。

       显然,美国在拉美颠覆性的经济尝试将智利、玻利维亚、墨西哥等一些国家推出了苏联经济模式的控制,而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又单方面额外地在政治、经济、外交领域提出了一系列自由经济改革的“新思维”。于是,在美苏存在诸多分歧的情况下,美国布什政府对苏联采取态度明确的“走出遏制”外交政策,支持戈尔巴乔夫推行所谓“新思维”的政治改革,同时签署双边贸易协定以加深两国经贸关系以及互换留学生等等,从而尽可能多地要求陷于国民经济困难的苏联经济体实行全面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

       伴随着东欧剧变,这场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美苏对抗,以美国最终不费兵卒的情况下夺取了对苏联的巨大胜利,同时也实现了四十年来改变欧洲政治地图的重要战略目的。这场对抗使美国成为近半个世纪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影响力争夺的唯一胜利者——一个在全球具有货币支配地位,并在世界大陆占据地缘政治优势的第一帝国。

       需要注意的是,在二○○九年之前,中美在全球货币影响力的争夺看起来似乎并不会发生,美国因中国共产党人在人民币汇率上的不愿妥协而感到忧伤,却又无力去改变它。但是,华盛顿的战略倾向很快改变了——伴随着人民币区域化的初步形成、中美货币在全球影响力的争夺,以及中国边缘化美元战略的顺利推行——美国决心将中国的影响排除在世界经济的权力中心之外,并在华盛顿方面阐述的地缘政治目的中明确说明了这一目标。

       这场激烈的新的全球性争夺开始于美国奥巴马所宣称的“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自己则是美国第一位‘太平洋总统’”,这意味着美国又一次地回到了必须长期致力于“前沿部署”的外交时期——即继续把美国的各种外交资源——包括最高级别的官员、发展专家、跨部门团队和永久资产分派到亚太地区的每个国家和角落。这一战略的行动方针是把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利益确定为主要在区域位置,并集中在意识形态的扩张,或者说政治意志的回归方面(“前沿部署”外交)。

       这一点,由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十一月号发布的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作者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一项作为美国亚太政策纲领性的宣言中,对美国今后十年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作出了十分简明的阐述:即要求美国向西扩张,主张今后十年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大幅增加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美国将以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的条约联盟作为美国转向亚太战略的支点,从而增强美国的地区领导力,并像二战后致力于建立一个全面、持久的跨大西洋的机构和关系网络(这一努力已获得成倍收益,而且仍在继续受益)那样,建立一个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和机构网,使之与美国的跨大西洋网络一样持久,并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一致。

       这一行动方针的关键已经十分明确,可以概括为:加强双边安全联盟、深化美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工作关系、参与区域性多边机构、扩大贸易和投资、打造一种有广泛基础的军事存在,以及促进民主和人权。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一意识形态的全球化扩张计划所具有的直接或间接的侵略特征,不但在各国交织出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其战略意义与美国向海外军事力量的扩张同等重要),而且通过自身“唯一超级大国”的政治感召力和“自由民主”的特点,促使全球成千上万的留学生自愿涌入美国,尤其是亚裔美国人的增多(包括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等国家),使得这些国家数百万已成为美国人的移民者对其本国居民产生影响,以增强美国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对全球各国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从而进一步巩固这些国家对美国力量的政治认同感,并最终或是在这些国家内部引起危险的内向性颠覆,或是在削弱其国家力量中起关键作用。

       毫无疑问,美国将太平洋地区作为未来繁荣和全球领导权的中心,以便在接下来的整个世纪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因此,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同样是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核心,也是一项首要任务——即促进更为自由开放的亚洲市场为美国进行投资、贸易及获取尖端技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美国国内的经济复苏同样将取决于出口、美国公司开发亚洲广阔和不断增长的消费群的能力。

       当然,在布置其“前沿外交”的同时,美国同样也面临着这样一个局面:即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尽快恢复这些太平洋国家(尤其是地缘政治的重要支轴国)的“美国信心”,将可能危害美国刚刚开始重返的在太平洋战略的重大意义,这反过来可能把美国从整个太平洋地区排挤出去——正如欧洲对苏联的地缘意识所意味的那样。

       全球性的综合遏制能力

       第三条战略战线——全球性的综合遏制能力——形成得更晚一些。确实,由于采取了“前沿部署”的外交战略,美国不仅要使自己继续保持一种强有力的、令人信服的政治力量(或者说是地缘政治上的美国意识形态扩张),而且还要使美国必须保有这样一种可以进行多方面的、相互交错的、综合性的遏制能力:这种能力足以使任何一个国家即便在扩充军事力量方面有可能超过美国,但在经济能力、技术革新和社会发展方面受到牵制,从而不再会成为一个潜在的、有威胁的敌手。更重要的是,美国所必须保持的对其他国家的技术革新优势,将促使美国在诸如常规能源战略高地的争夺、常规力量在全球的部署和分布、新的战略核武器遏制和讹诈各国军事力量、全球气候变暖、新的能源替代、空间网络和计算机等诸多领域衍生出各式各样的其他战略用途,使之在性质上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从而使这些国家的军事力量在某一方面而言失去作用。毫无疑问,这一优势的重要性并不在于美国能否提供一种军事上能够迅速取得胜利的打击力量,而是在于它可使美国得到新的能力以获得战略目标的成功,并且在必要时确立美国在全球的决定性优势。

       在战后六十年期间,美国经历了四次政治地位威胁的巨大动荡:一九四五年的美苏冷战对抗;一九六○年的美元危机和随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一九九一年的海湾战争使美国走出越战阴影,所产生的影响使世界重新认识美国。美国所做出的反应,无一不是利用了这一形势,使其俨然成为在关键战略领域里获取新的决定性优势的催化剂。第四次美国政治地位的潜在动荡威胁,形成于二○○七年底的美国次债危机,以及随后而来的经济衰退和债务危机的蔓延。或许美国的那些决策者将弱势美元的货币政策主要看作是遏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影响力扩大的一部分,奇怪的是,美国执行的这一项看似有效地转嫁美国债务危机的货币政策,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力量在与美国的较量中既受到打击的同时,也更加得到了加强。也就是说,美国的大规模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在其政治影响和长远战略目标的损害甚至是无法估量的,不但将美元的货币支配地位同世界各国的经济矛盾向前推进,使得自此以后的“世界各国都要抛开美元,用自己的货币结算”——逐渐越过了二战后形成的货币体系格局,形成了新的货币格局界限——而且中国的人民币全球性战略目标的实现同样借助了这一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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