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龙

　　广东省妇联与广东省检察院联合调研显示，在全省女童受侵害刑事案件中，女童遭性侵现象最为突出，占案件总数的75%。过去三年，广东逾2500名女童遭性侵，其中近半在14岁以下，性侵女童者65%是熟人。

　　“性侵女童者六成五是熟人”似乎告诉我们：有时候“熟人”比“陌生人”更残忍、更难防范。如果说“陌生人社会”加剧了社会信任的流失，那么“熟人作案”则用冰冷的亲情、伦理等，控诉着熟人间的信任一旦丧失，其结果将是多么可怕。

　　残酷事实，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出离愤怒，其中一些案例更是惨无人道，恶行令人发指，行凶者简直禽兽不如。然而愤怒之余，我们更该追问：是什么让伸向幼女的魔爪屡屡得逞？

　　女童频受性侵，确实有个体的原因，比如说不懂得保护自己，容易受骗。但孩子本就是弱势群体，本就需要社会保护，苛求她们提高自我防护能力，很难说得过去。再加上我们的教育体系本身就缺乏性安全和自我保护教育，因而有什么理由把过错推给无辜的孩子呢？从家庭因素看，家长没有尽到监护之责，是恶行屡屡发生的主要原因。但进一步追究，这些家长或大多外出打工，或忙于工作，是城乡二元体制的残酷现实逼得他们难尽监护之责。

　　因而，女童频受性侵的背后，暴露出中国社会结构的失衡、农村的空心化。大批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守者多是老弱病残，以及游手好闲者，这些人往往更易心理空虚乃至失衡，多数情形下也只能选择比自己更弱势的女童，作为犯罪对象，于是便有了性侵女童的丧心病狂之举。

　　以此而言，女童受性侵是整个社会不能承受之重。性侵女童者固然可恨，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保护孩子不受侵犯，更是个沉重的追问。当道德感、羞耻心、熟人之间的信任都难以保护孩子时，司法就必须承担起最后的防线之责。然而相较美国男子绑架性侵幼女获刑431年、韩国对儿童性犯罪者实行“化学阉割”的从重处罚，我们对强奸幼女罪的量刑相对过轻：犯罪情节一般的，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从重处罚，严重恶劣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而且受害者还面临着取证难、索赔难的司法困境。

　　要斩断伸向女童的魔爪，在重建社会结构之外，还要加大法律惩处力度，以制度的良知来呵护弱小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