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临近，今年的主题是“警惕烟草业干扰控烟”，口号是“生命和烟草的对抗”。这样的主题是颇有针对性的。

　　我注意到，作为京版控烟条例主要起草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应松年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控烟效果有赖于习惯和氛围的培养，而非单纯处罚。对待控烟要有耐心，坚持做下去，才会有效果。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劝阻。北京的控烟事实证明，多数烟民都会听从劝阻，不听、屡教不改者只是极少数。”（5月25日《新京报》）对于公民个体而言，这不无道理。但对于政府权力部门，必须敢于亮剑，注重处罚的权力效应。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已生效六年，但至今仍无一部专门的控烟法律，全民吸烟率居高不下。这与公共治理的刚性不强颇有干系。正如有的论者所言，“烟草行业依旧处于一个政企不分的状态，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可以通过所掌握的行政资源，积极干涉不利于自己的控烟计划的推出和实施。”（5月26日《南方都市报》）这无疑增强了控烟的难度和复杂性。

　　当然，烟草毕竟不同于鸦片、海洛因、冰毒等毒品，对吸毒贩毒等行为可依法予以严惩。对待那些吞云吐雾的抽烟者，有时我们真的很无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有时我们会唏嘘责怨：抽吧，抽吧，抽出毛病，自作自受，就大彻大悟了。尽管如此，人是社会动物，抽烟者嗜烟不禁也是社会的损失和文明的病象，损害着全体国民的福祉和健康。因此，从社会角度而言，对于控烟工作，丝毫不能放松。

　　值得警惕的是，当下一些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和公务人员利欲熏心，在政企不分的体制庇护下，对控烟缺乏积极作为，对烟企的不合理诉求缺乏抵制。面对“烟企八宗罪”，政府有关部门该作出怎样的回应？该怎样履行自己的职责？

　　人们已经看到，“要推动控烟计划顺利实施，就必须要改变现在的游戏规则，实现烟草业的政企分离，恢复并且强化监管力量本该有的职能。”（5月26日《南方都市报》）这是大势所趋。但中国的控烟背景可能更为复杂。从缭绕的烟雾中，人们不难察觉到权力的狂欢和贪婪。试想，烟企将高档香烟瞄准公务接待，推动特供烟、礼品烟等，渲染消费名烟是“厅局级享受”，谋取最大利润，政府有关部门在公务消费中为何频仍迎合而不予拒斥呢？这暴露出，一些权力者被种种诱惑所侵袭，难以稳住心神、管住行为、守住清白而擅权乱为。可以说，某些领域的腐败是在特权的庇护下“冒着烟的”。我们还看到，烟企高喊重税有害、税负已高，并打出维护低收入者利益的旗号反对烟草提税。而一旦提税已成定局，烟草业又采取高价烟提价以补贴低价烟等多项对策，提税不提价，消解提税提价的控烟效果。烟企如此阻挠提高烟草税和价格，政府有关部门为何顶不住呢？还是被税收等地方利益所挟制，软弱无能，不敢作为。试想，连对对付烟企反对警示图形上烟包，都败下阵来，难道不令人扼腕，发人深思吗？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烟企自觉控烟不能寄予多大希望，控烟不能失之于软，须增强公共治理的刚性。当下，应尽快出台专门的控烟法律，并加大执法力度，倒逼烟企输入“道德的血液”。应清醒地看到，控烟是一个复杂的公共治理工程，必须各司其职、各就各位，坚持不懈，方有成效。而政府作为公权力，对控烟事业责无旁贷，当大有作为。既然爱卫会“主抓”控烟乏力，那就改变一下治理思路，不能在利益的挟制下而悖逆权力伦理，不能漠视国民健康而麻木不仁、失职渎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