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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芷若:博导的“逆反”可以理解但嫌消极

发布时间:2012年07月19日 08:30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广州日报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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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大学行政化的声音一直十分响亮。大学和社会的改革,也需要更多人勇敢地站出来,用有建设性的声音和行动推动它进步。

       南开大学长江学者李卫东教授,因为对学校要求博士生必须发表论文才能毕业的制度不满,扣留着与学生合作的论文,不予发表。此举导致其门下多名博士生拖延良久不能毕业,以至于影响学术前途。

       高校将毕业与论文挂钩的规定,一直都有声音表示不满,李教授并非第一个。但是,老师觉得制度不合理,大可以停招博士生,像著名画家陈丹青,因为不满相关的招生、培养制度,毅然从清华大学辞职;中科大原校长朱清时院士,干脆就自己组建一所明言“不颁发文凭”的大学。既然招了博士生,又用学生的前途作为“武器”来“抗争”,就显得不那么厚道了。至少,从抗争方式上讲,陈丹青的做法比起李教授的行为,显得更为积极和主动。

       当然,我们不能苛责李教授太多,因为事件的源头,正是受人诟病的博士培养制度。发达国家大学采用的极具权威性的“同行评议制度”,在我国却必须让位于论文数量、发表级别。何止是博士,在大学扩招的今天,大量硕士、博士、中青年教师,为了毕业、评职称,必须发表相当数量和级别的论文。这也就造成我国论文数量全球第一,论文引用率等质量指标却排在一百名之外的尴尬局面。钱钟书先生说:“大抵学问乃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热热闹闹的论文数量,凸显出中国学界缺乏“素心人”的事实。

       以量化的论文来衡量学生乃至衡量教师的水准,亦是中国大学行政化弊端的体现。行政部门掌握着分配学术资金等重要资源的权力,需要对学术水准进行评估。这是世界通行的惯例。但是,我国的不少行政部门既缺乏对学术的尊崇之心、衡量学生和教师的能力,又不能信任同行评议等学界标准,于是采取量化的手段来进行评判。学术领域的行政体系能量无边而又自成一体,学者无力抗衡、无从置喙。

       学术界不能进行自我评判,需要服从于行政部门的命令和要求,这离陈寅恪先生所言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相去太远。不独立自由的学术,缺乏进行自身优胜劣汰的能力。学术无尊严则学者无尊严。众所周知,大学既是教书育人、传承人文精神的地方,也是社会创新思想、创造性发明发现的源头。可以说,大学的弊病,既是社会时代弊病的体现,也加剧了社会和时代的问题。这也是社会大众关心大学问题的根源所在。

       想要学术独立,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让学术的归学术,行政的归行政。学术共同体能够依照学术规范、科学规律来做好研究,评议同行的成果,颁发相应的学位和荣誉;行政部门则做好辅助性的工作和服务。这是最合理、最自然的状况,却成了当今大学的奢侈理想。

       从大众媒体到普通大学教师再到院士,解决大学行政化的声音一直十分响亮。但是,多年来沉积的惰性,行政力量的强势,加上既得利益者的阻挠,使得大学改革举步维艰,也令每一位敢于站出来发出不同声音的学者都显得十分珍贵。不过,我们更推崇陈丹青的胆识和朱清时的积极进取,不敢苟同李卫东教授的消极做法。

       大学和社会的改革,也需要更多人勇敢地站出来,用有建设性的声音和行动推动它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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