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近百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文明变异、政治更新、代际嬗替一直是主宰其变局的根本因素。而代际的嬗替更是饶有意味。鲁迅、郁达夫等“五四”新文学家，创榛辟莽，居功至伟。曹禺、沈从文、巴金等第二代作家紧随其后，把“五四”精神发扬光大；钱钟书、张爱玲等在时局不靖、国族危难之际横空出世，铸就经典。新中国成立后，柳青、梁斌等为共和国立下了史诗性的文学存照。上世纪80年代前期王蒙、张贤亮、李国文等反思极左历史，呼唤改革精神。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坛的主导性作家则大多是“50后”，贾平凹、莫言、张炜、韩少功、史铁生、张承志等人几乎书写了大半部当代文学史。同一个年代出生的作家能够在文坛卓然屹立如此之久，而且依然高潮不断、佳作频现，在惟新是从、趋时善变的近百年中国文学史上确实是罕见的。孟繁华先生却在《文艺研究》2012年第6期上发表题为《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境遇——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的文章，申明为了推动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理由终结“50后”作家建构的文学意识形态。那么，“50后”作家真的已经成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绊脚石？对于这个话题，我有一点浅见，与孟繁华先生商榷。

　　“50后”的创作算不上一部“衰败史”

　　值得注意的是，“50后”作家适逢变动的大时代，人生底蕴丰厚而驳杂，眼界宏阔而深邃，因此他们既关注波澜壮阔的宏观历史，又措意瞬息万变的繁杂现实，既能够高蹈追求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又能够深情眷注访幽探奇的个人小叙事，既孜孜探求百年中国乡村的沧桑巨变，又能及时回应都市文明的蓦然崛起，因此他们构造的文学世界第一次较为充分地呈现了百年中国的全息影像，展示出国人云谲波诡的心魂历程。

　　“50后”作家年轻时大多有过知青、从军或乡村生活经历，在那如火如荼的燃情岁月中曾经饱受生活之火的淬炼，理想的飘飞和现实的泥泞交织于生命深处；而立之年左右，他们又遭遇改革大潮，世俗化之风倏然而至，销魂蚀骨，生命的挑战在所难免。与柳青、梁斌和王蒙、张贤亮等为代表的上两代作家相比，“50后”作家萌生了较为独特的个体意识、开放意识、叛逆意识；与“60后”、“70后”两代作家相比，他们又较多地保持了更为开阔深邃的历史视野、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整体意识、忧世求道的使命意识。近三十年我国较为安稳的外部环境和急促变化的时代精神，第一次给作家提供了真正富有创造力的时代土壤。在这样的背景下，“50后”作家长盛不衰就不难理解了。

　　贾平凹就是个显著的例子。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以商州系列小说登上文坛以来，就一直不停地探索如何直面现实，书写宏大历史，展示中国城乡的沧桑巨变。《浮躁》问世，让人惊异于他对改革大潮的精心描绘；《废都》出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型；《秦腔》高唱，更是让人惊异于乡土叙事的瑰异。孟繁华先生说，贾平凹已经离开了青年时代选择的文学道路和立场，其创作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衰败史”。但我并没有感觉出“衰败”的迹象，反而认为如果贾平凹只能停留于商州系列小说的创作，那才是真正的悲哀。

　　贾平凹如此，莫言亦然。自从《红高粱》以叛逆的姿态问世以来，莫言也没有停下脚步，《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长篇小说不断刷新世人对百年中国乡村的理解，绵绵不绝的民间精神在莫言笔下活色生香、龙腾虎跃，浩荡如裹挟一切、东流入海的巨川。这恐怕也算不上一部创作的“衰败史”。

　　“50后”没有遗忘正在崛起的都市文明

　　其实，正是“50后”作家真正创造了乡土叙事的高标杆。除了贾平凹、莫言，像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刘醒龙的《圣天门口》、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铁凝的《笨花》、张炜的《九月寓言》、李锐的《无风之树》、阿来的《尘埃落定》、阎连科的《受活》等等，都是各具异趣、姿态横生的力作。他们能够把历史和现实融于一炉，在人性的湿润筋络中谛听时代大潮的轰然巨响，在国家民族的大命运中捕捉渺茫难辨又惊心动魄的个人心曲。

　　也许，因为人生阅历颇多，他们年龄越大，就越是喜欢直面深邃的历史，但是不能就此断言他们遗忘了现实。贾平凹自然在《古炉》中重回“文革”，但他的《秦腔》却是真正直面当前中国乡村的悲剧现实。还有韩少功的《赶马的老三》，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等无不是充分呈现乡村文明的变异景观。

　　当然，“50后”作家也没有遗忘正在崛起的都市文明。像贾平凹的《高兴》对进城农民工悲喜人生的展示，铁凝的《谁令我害羞》对农民工人格尊严的关注，韩少功的《报告政府》对城市监狱中奇特人生的描绘，都是“50后”作家直面都市文明困惑的表达。更不要说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的《长恨歌》等小说作品对现代都市人生死爱欲的展示了。而且刘震云的《手机》、阎连科的《风雅颂》、范小青的《女同志》等小说也书写着城市人的情感纠葛和精神危机。

　　这些小说与“60后”、“70后”作家的相比，无论就思想的尖锐还是艺术的圆熟老到而言，均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孟先生说“50后”作家没有像“60后”、“70后”作家那样及时应对新文明的崛起难免有失偏颇。

　　“50后”建构的文学秩序活力依旧

　　“50后”作家普遍具有较为坚定的人道信念和人性底蕴，能够经受住时代风潮的冲击与考验，直面历史和人生的精神困境，坚持不懈地探索人性与追寻精神，致力于建构中国文学新的精神高地。

　　“50后”作家年轻时被灌输了宏大的集体理想，在历史的巅峰时刻曾经体验过意识形态的亢奋和眩晕，觉醒之后既不甘于阿世随俗，又不可能鸳梦重温，于是只能或化笔为刃，抉心自食，或以笔为旗，奋起抗争，在颓废中不放弃希望，在信仰中又保持着怀疑，因此文学的激情难以凝固，灵感之火绵绵不熄。与柳青、王蒙等为代表的前两代作家相比，他们不是直接从革命意识形态那里接受单一固定的规训，因而具有一定的自由心性；而与“60后”、“70后”等后两代作家相比，他们又不是沦丧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中，精神涣散，难以找到人格中心，因而又具有一定的坚忍和稳固的精神底色。他们堪称承前启后、蕴含无限生机的一代。

　　张承志年轻时踔厉风发，富有高蹈的理想激情；随着青春梦醒，他又不断地到民间去追寻信仰的激情，他的一生就是不断地直面精神困境的一生，《黑骏马》、《北方的河》、《心灵史》标示着“50后”作家的精神之旅。而史铁生更是身残志坚，扶轮问路，于艰难竭蹶中不断叩问天门，终以《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等小说把这个时代最终的精神困境展现了出来，为喧嚣尘俗的当今国人赢得了精神的尊严。张炜从繁华都市抽身而退，到胶东半岛去寻觅精神的野地，以《九月寓言》、《你在高原》等小说，为当今时代亮出了猎猎招展的精神大旗。韩少功则像梭罗一样退隐湖南乡野，以《山南水北》等长篇散文展示出新时代的自然精神。

　　其实，其他“50后”作家也大多具有探求精神困境的勇气和毅力，并能够坚持不懈。例如李锐对全球化、启蒙主义的质疑，对民间生命力的发掘，在《无风之树》、《旧址》、《太平风物》等小说中就表现得非常显豁，他的灵魂的痛苦也让人感同身受。阎连科对中原农民那种坚毅活法的深度描摹惊心动魄，让人仿佛看到作家的灵魂和笔下的人物一同经受着炼狱的煎熬。刘震云更是对探求精神困境孜孜不倦，他那反讽戏谑的笔下流淌着对权力和人性异化的惊惧，如《故乡面和花朵》、《一句顶一万句》等。因此，要说探求时代的精神困境和难题，应该说“60后”、“70后”作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上还未赶超“50后”作家。

　　再次，“50后”作家三十年来对中国文学的艺术经验发展也贡献良多，奠定了中国文学的新秩序。他们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走上文坛的，那时正是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大潮涌进之时，像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经典作家对他们的影响深远，革新了他们的艺术经验。到上世纪90年代全球化大潮中，“50后”作家又重新面对传统和民间艺术经验，因此能够融汇中西古今艺术经验于一炉，别出机杼，自出新辞，创造出既富有现代意识又具有典型中国气韵的作品。像贾平凹的《废都》把明清话本的叙事风格和象征、荒诞等现代艺术经验相融，创造出一个亦旧亦新、极富阐释力的小说空间。莫言的《檀香刑》、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周大新的《湖光山色》等小说也无不是在现代艺术经验和传统民间艺术经验的融合中趟出了一条新路。当然，更不要说马原、残雪等人对中国小说叙事经验的拓展了。

　　“50后”作家的确已经建立起了当今中国文学的话语秩序。这种秩序至今还不是遮蔽性、压抑性的，而依然具有创造力，是弥散性、催生性的。如果中国文学要继续健康发展，在某些方面需要继承“50后”作家的成功经验。其实，许多“60后”、“70后”作家也是在如此实践着，如迟子建、毕飞宇、红柯、韩东、李洱、鬼子等。当然，需要警惕的是，一旦许多“50后”作家功成名就，进入暮年之后，他们便可能丧失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丧失批判的兴趣，丧失探索精神难题的动力，与权力和市场合谋，只在一种惯性写作中得过且过，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打击新生力量，维持既得利益。那样，“50后”的终结才是不可避免的，不过那也就是他们的自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