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成都2010年引入富士康这只“金凤凰”后，许多四川公务员在年底考核中就多了一项内容——能否完成富士康的招工任务。在引入富士康时，除了优惠的税收、用地等条件外，当地政府还承诺了一个令人惊诧的条件：帮助招募一线劳工。一年多过去了，这项劳工招募承诺远没有当初政府设想的那么简单，除了垂直下行、各地市摊派，一些如“买人头”式的灰色市场行为也已浮现出来，政府在招工难以达标下处于窘迫的两难境地，以至于一些公务员也被迫顶包进厂，以完成政府许诺的用工名额。（4月28日《经济参考报》）

“没有企业，现代国家就没有充分的社会就业，就没有充裕的商品，国家就没有强劲的出口，政府也不会有雄厚的财政实力。”有学者如是称。也正因为如此，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往往成为政府的座上宾。政府善待企业无可厚非，成都富士康是中西部迄今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是四川省1号工程，也承载着成都实现信息产业跨越发展，打造几千亿元IT产品产业链的希望。筑好巢才能引来凤，为引进富士康，当地政府允诺不少优厚条件，这是常见的制度安排。

但是，要求公务员帮助企业招募一线劳工，逼得公务员到处“拉壮丁”，显然不妥。这是对公务员权利的侵犯，也是对被招募劳工的不尊重。当上级将压力释放到公务员身上，公务员为了完成任务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拉壮丁”，二是自己顶包进厂。这两种选择，都会影响公务员的正常工作，干扰基层工作的良性运转。

其实，如果企业真有号召力了，何须要人拉客？如果没有号召力，即便拉来又能如何，所谓强扭的瓜不甜。从报道可知，成都富士康的待遇并不好，与宣传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业内人士透露，“原来承诺8小时，加班2个小时，实际上要加班四五个小时。薪酬待遇跟不上物价上涨水平。我一朋友在一线流水线，有时就只拿1300元。”待遇不高，对工人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作为理性经济人，工人自然不会选择富士康。再说宣传的待遇高，实际不高，口惠而实不至，即便把工人“骗”去了，工人也不会干长久。

健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用人应该是双向选择，不能强买强卖。条件适合，就进厂；不满意，就拒绝，就离开，这原本很正常，非要让权力介入，就使招工变了味。更值得提及的是，企业和权力不要靠得太近，企业一味仰仗权力只会埋下隐患，今天权力可以为企业发展做一些越界的事情，明天它同样可能越界做伤害企业的事情。企业需要的是守法的政府，需要法治的环境，而不是鼓噪政府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日前，万达集团老总王健林坦称，“在商言商，在政言政，最好两个不掺和”是理想的政商关系。此说不无道理。

应该看到，招商引资已经成为各地孜孜以求的必须选项，可以招商但不能媚商，更不能突破法律底线，亦不能挑战公序良俗。观照现实，某市将特权车牌授予全市50强企业，这些小牌号车在全市范围内享有多项特权；某地教育局的招生政策规定，给纳税大户子女加分；还有的政府部门用纳税人的钱重奖纳税大户，有官员直言不讳地表示：“你发财，我发展；你有功，我奖励。”诸如此类的做法，已经偏离了制度坐标，涉嫌违法，比如有的地方政府免税或退税的方式奖励纳税大户，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显然，以退税的方式奖励纳税大户，涉嫌违法。

权力媚商，表面上看媚的是商人，实际上媚的是利益。不少地方之所以给企业开出超乎法律规定的特权许诺，是通过伺候好企业，来让企业为自身服务。体现在两点，一是直接从企业里获取物质利益，二是企业发达了，也能成为自己政绩的垫脚石。此外，企业利税还能成为当地的收入。简言之，不少媚商是政绩冲动下的蛋。由是观之，公务员为企业“拉壮丁”，表面上看是角色迷失，实际上是价值迷失，而这种价值迷失，是因为相关官员扭曲的政绩观所导致的。

权力是有边界的，政府官员应该恪守权力边界、尊重法律程序，为企业发展提供法治环境和合法的公共服务，而不是动辄越界。而企业也应该具有基本的市场素养和法治精神，有责任维护健康的市场秩序。权力的归权力，企业的归企业，各自都站好自己的岗，干好应该干的事，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