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天前的那个下午，高三考生沈飞的父母到学校参加高考家长会之后，回家途中不幸遭遇车祸，母亲送医后经抢救无效身亡，父亲至今还躺在医院的重症病房里。为了让沈飞安心高考，家人、交警和学校共同编织了一个凄美的谎言，让他成为最后一个知道母亲去世噩耗的人。（6月10日《新安晚报》）

狂热与偏执，伟大与冷酷，关切与自私……一切相辅相成的悖论，每年都会在高考的疯狂与悲怆中联袂登场。沈飞的故事是令人纠结的：事关孩子一生的命运，就算是已逝的亲人，恐怕也会理解学校等编织的谎言；然而至亲至爱者黯然殒命，出于底线的人伦纲常，何至于非得不能见亲人最后一眼？如果高考就是逼着孩子孩子以人性低分、成绩高分的姿态“入世”，这样的制度安排，即便公平正义，就是我们予取予求的完美法则？

类似的悲剧，不独沈飞一家。数日前，长沙一母亲送女儿高考路遇车祸，女儿在交警和路人的劝慰下含泪进考场；而前年，重庆一父亲买菜途中被钢管砸死，所有亲友一起编织善意谎言，不让女儿在高考期间知道真相。越是悲情无奈，越是隐射高考的价值癫狂。校方或者亲人，其情可鉴，但社会需要为之脸红、秩序当为之警醒：一者，要不是高考确实已成为无权无钱的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唯一“最不坏选择”，民众何以在一场考试上寄予如此沉重的功利期待？二者，要不是担心社会结构板结、阶层固化，“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的横幅何以在高考考场内外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三者，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已然出台、高考改革箭在弦上的今天，为什么黑色的6月迄今不能被“漂白”？

当高考理性战胜人性的温热，一切伟大与凄美便异化成了一种悖逆普世价值的妖异。有人说，这些“都是善意的谎言”——谎言是事实，善意恐怕未必经得起考量：于人生而言，只要社会构架公平、后赋机会平等，处处可以是考场，但人性中的善与悲悯，却是最容易遮蔽、最难以养育的部分，告知孩子真相，也许会影响情绪，少了些分数，但尊重的却是起码的人性良知。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价值观，以至于成人世界“高度一致”地认为父母去世都大不过高考的价值呢？高考的工具理性如此，那么，官场的GDP政绩呢？今天，连父母的生死都可以因高考而置之度外，明天，我们有什么资格批评他们在效率与物欲面前惯常冷血？

“一个凄美的谎言”，不小心说穿了我们内心的私欲与不堪。道理很简单：在一切价值选择中，“高考”果真是永恒正确的至高无上？我们都在怨愤着人心不古、世情炎凉，却又高调而不约而同地为不古的人心与炎凉的世情撒上一把狠毒的盐。这不仅让人联想起不久前，羽毛球汤尤杯在武汉落幕，中国女队夺回了失去两年的尤伯杯，女双队员王晓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就在尤伯杯开赛前，王晓理的外婆病危了，为了不影响她的备战，各方选择了隐瞒消息。难能可贵的是，事后，更多人在反思：一个冠军奖杯，真的比见外婆最后一面还重要吗？体育竞技的主旨，就是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冠军至上”？以此为代价的名与利，果真值得公共舆论推崇备至？

一念莲花，一念倏忽。人文社会的可爱，在于它终于将个体的尊崇从大红大绿中的一抹，还原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性灵。高考的狂热，是事实逻辑上的情有可原，而绝非价值逻辑上的本该如此。于健康有序的时代而言，人性、也唯有人性，才是高考最重的考题——而我们的解答与诠释，恰恰是这个时代最真实的“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