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难做”几乎成了“社会共识”，虽然这个共识让人看来有些可悲。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对7804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6.1%的人坦言现在社会做好人好事的环境差，71.0%的人表示做好事会被怀疑动机不单纯，50.6%的人认为做好事会被嘲笑。（《中国青年报》5月22日）

不妨再把与该调查相关的一则新闻拿出来一起品读。《人民日报》5月21日报道，郑州300多名车主自发组织“爱心顺风车”提供免费搭乘，坚持了大半年难获市民认可。“爱心顺风车”发起人叶占通说，“顺风车”遇到最大的问题是别人的不信任，多次碰壁之后，一些人选择了离开。“爱心顺风车”所遭遇的冷遇与尴尬，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近八成人认为好人难做”调查结论的真实性。

“好人难做”，这当然和社会大环境有关系。一方面是来自做好事的风险，做了好事可能反而会遭诬陷，类似风险虽然都是极端的个例，但是经媒体和舆论扩撒之后，这种风险可能会降低那些欲做好事者心中的热情；风险之外，更多的还是“外人”对“好人”的评价问题，在一个偏好负面想象的环境里，很多人都开始信奉“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做好事一定抱有某种动机。“外人”的负面评价自然也会影响做好事者的心情，久而久之，“不做好事倒是耳根清净，做了好事反遭恶语相伤”成了一个不好的趋势，在“好事面前”，更多人开始望而却步。

于是，越来越多的“消极好人”出现了，只要不做坏事，不侵犯公共利益及他人利益，我们都可将之视为好人。做好人本来是自古以来的一种人性和文明常识，但当下社会“好人”的底线越来越低。这其中有社会因素的负面影响，但我并不认为“好人难做”全部的错都是社会问题。

“做好人行善事”，这是一种信仰。有道是“多行善事，莫问前程”，在那些以“行善事”为信仰的好人心中，他们是完全不会计较做好事能否为自己带来名利、行善事别人又当如何评价，这只是自己尊崇内心的意愿所践行的常识而已。如果没有信仰的支撑，在现实并不完美的社会里，大家都有可能找到“好事不做”的借口。

最近正处在舆论焦点中的张丽莉，救人的壮举之后媒体发现，原来她只是一位没有编制没有医保的“临时工”教师，工作五年，月薪只有1000元左右。现实中，“临时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同工不同酬”，意味着“付出和收益不成比例”，甚至还意味着社会不公。但是，即便是位悲催的“临时工”，张丽莉却坚持每月掏100元资助一名贫困生上学。如果没有个人内心的信仰，仅仅因“临时工”对自己造成的伤害，这位80后女生或许并不会去做那些善事。

社会环境的变化增加了做好人的成本，这是常识；但是，社会风化的改善，不能仅仅指望“从他人做起”，重建人心信仰必须从自己做起，这也是常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靠信仰力量的推动去行善事的，他们也需要社会环境的感召。所以，政府部门也应该主动改善人们做好事的社会成本。

依旧以郑州“爱心顺风车”为例，人们对它心存戒心，这大概源于我们经常听到“不要相信陌生人”之类的提醒，轻信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所以“爱心顺风车”难以做大。这时候，如果交管部门牵头并通过部门官网公示“免费顺风车”的相关信息，人们对“爱心顺风车”的戒心便可以一点点消融。

以此为鉴，“做个好人并不难”的路径到底该如何建设，大抵明了一二：它既是个人私域的事务，同时更是一项需要政府援手的公共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