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举办的某论坛上，武汉大学原校长、知名教育改革家刘道玉直言大学得了“狂躁病”，主要病征是“道德滑坡、精神虚脱、学术泡沫”。表现之一，是学术称号的泛滥，“很多学者进不了长江学者，就巧立名目，搞了一些以名山秀水为名的学者，黄河学者、泰山学者、天山学者、闽江学者、赣江学者、珠江学者，名号有38个之多。”（据新华社5月27日电）

熟悉高校的人都知道，“长江学者”曾是大学里除院士以外最重要的学术称号，含金量颇高，尤其在人文社科领域，入选的难度甚至超过评院士。对此，一些大学也真有“创意”，长江学者评不上，就自己设一个，以当地名山秀水命名的学术称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于是出现了“黄河学者”叫板“长江学者”的奇异景象。这好比国内的科学家总也得不了诺贝尔奖，干脆设一个“本土诺贝尔奖”，自己给自己发奖，这样一来皆大欢喜，但终归难脱“山寨”色彩。

在高校设立“长江学者”之类的学术荣誉称号，当然有很大正面意义，无论是以政府的名义授予，还是由企业和社会力量发起，都能起到社会参与学术评价、对学术研究进行激励的作用。一所大学网罗了多少获得学术荣誉的学者，也是公众评价大学的一项重要指标。但前提是这个称号要真有含金量。各种自相授受的山寨学术称号，损害了学术评价的公信力，也降低了此类称号的社会评价。

学术称号泛滥，固然是大学急功近利狂躁病的一种表现，但这种现象以及当前高校的种种弊病，共同的原因都是大学逐渐丢掉了学术机构的本色，更多朝着行政化、市场化的错误方向大步前进。无论是设立荣誉称号，还是给教授评奖、评职称等，原本都是一种考核评价手段，都有其正面意义。但问题在于评价的标准往往不以学术为中心，而是掺杂了很多学术之外的考量。学术荣誉称号之弊，不仅在于过多过滥，而且在于不看学术成果和实际影响，而看学者的官阶高低、活动能力，甚至变成赤裸裸的利益交换。

学术行政化的更直观表现，是学术称号与行政级别挂钩，院士相当于“副部级”，长江学者享受“局级待遇”……一些高校还给教授分级，一级教授、二级教授，划分的主要标准和公众的关注点，往往不是学术成就和教学成果，而是享受哪一级别的待遇。

治理学术称号之乱，如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所言，还在于恢复高校作为学术机构的本来面目。作为一个学术机构，唯一的推动力就是追求学术卓越，高校以追求学术卓越为标准，制定一切制度和政策。不论是院士，还是各种“学者”，学术荣誉和学术称号只有脱离行政逻辑，回归学术本位，才能真正赢得公信力，增加含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