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两则新闻，比较阅读颇有深意：一是《新京报》消息说，4月30日，卫生部和公安部发通告明确警方将依法对医闹、号贩等7种行为将予以处罚，严禁在医疗机构焚烧纸钱、摆设灵堂、摆放花圈等行为，严重将追究刑责；另一是《华商报》消息说，陕西榆林横山县百信医院患者胃穿孔死亡，院长带领全院40余名医护人员悼念死者，致辞检讨忏悔，集体下跪磕头。于制度、于现实而言，妙手仁心的医疗工作者陷入此般境地，实在令人忧心。

“医闹”之恶，在于放大了丛林法则：“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仅将医疗工作者权益置于私力救济的屠刀下，更将普通患者的合法权益推向江湖博弈的舞台。保障权益不再是制度规范内的稳态，而成为“讨价还价”的技艺。这些年，不少医生的处境确实堪忧，以致诸多行医世家谆谆告诫下一代的是，“讨饭莫行医”。3月23日，哈尔滨一患者砍死一名实习医生并致3人重伤；4月13日，北京连续发生两起刺伤医生案……再往前或者往后，都不愁找到类似案例。联想“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古训，于这种失衡的医患关系而言，真叫人情何以堪。

如同乘客拦飞机维权的极端事件一样，“医闹”的历史性症结，仍在权责层面纠结。有人说，近30年的医疗体制改革，误入了“伪市场化”的歧途，又拿“以药养医”催生出了高药价，更在事实上限制了民营医院的发展和竞争，于是本非敌人的医生与患者，反而成了失败的医疗体制改革的牺牲者。这话虽有失偏颇，却也一针见血。“医闹”的追问有二：患者为什么要闹？闹何以绵延成风习？就第一个问题来说，与“读书无用论”的争执是类似的。倾家荡产去上学，或者砸锅卖铁去看病，结果不能安身立命或妙手回春，所谓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梦想的碎裂，说到底是个性价比的问题。数字比语言更有力：据卫生部统计显示，群众个人卫生支出的绝对数仍在上升，2008年为5098.7亿元，2009年为6570.8亿元。在财政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大约只占医院总支出10％左右的语境下，“九成”靠赚钱的现状不改变，看病高消费的格局就不会有所改观——那么，患者基于“高消费”上的奢侈型期待，注定会蔓生诸多枝节。

就第二个问题来说。“医闹”成风，不在于医院之弱，也不在于患者之恶，而恰恰是缺位了客观中立的独立调停机构。医院在矛盾的终端区，既要接受患者的高价诟病，又要承担职能部门的“维稳”要务，而在具体处理程序中，医院主管部门往往又是负责医疗事故的赔偿与鉴定，这给人感觉医院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公信力大打折扣。名不正则言不顺，闹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遗憾的是，体制机制不转身，始终就事论事、甚至遇事怕事，只灭火、不预防，于是诸多惨烈便成为煽动蛊惑的恶示范。

徒法不足以自行。“医闹”的症结，终究不是刑罚所能纾解的。有网友评论说不让到医院闹，那就等医生下班后到家里去闹或者到大街上去闹，这话无疑更让人心惊。卫生部等下发的“通知”其情可谅，但似乎也多有悖论：既入刑罚，就已是犯罪，公安机关当然会严厉打击，何须重申？而对于尚未入刑的“闹法”，刑罚又奈其若何？眼下看来，有一点是肯定的：“医闹”只会止于制度，止于有第三方独立公信的制度。